馬克思沒有想像到會發生如此可怕的神化。列寧也沒有，不過他向著軍事帝國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他是個平庸的哲學家，但卻是個卓越的戰略家，首先為自己提出了奪取政權的問題。我們應該指出，談論列寧的激進民主主義是完全錯誤的。他思想中只有關於煽動者與革命者的部分與雅各賓派相同。雅各賓派相信原則與美德，寧肯死去也不會否定它們。列寧只相信革命與功效。「必須準備好犧牲一切，必要的話使用一切計謀、詭計與不合法的手段。必須隱瞞真相，唯一的目的就是打入工會……不惜一切地在其中完成共產主義的任務。」黑格爾與馬克思所開創的反對形式道德的鬥爭再現於列寧身上，這就是批判無功效的革命態度。這場運動的最後的結果就是「帝國」。
如果人們閱讀他鼓動家生涯開始與結束時的兩部著作 ，便會吃驚地發現，他在不懈地無情地反對革命行動中的感情因素。他要清除革命的道德，因為他正確地認為，尊重十個指揮部是不能建立革命權力的。他經過最初的經歷後，在他要扮演如此偉大角色的歷史舞台上，人們看到他如此從容自如地掌握世界，如十九世紀意識形態與經濟塑造世界那樣，似乎成為新時代的第一個人。他把焦慮不安、離情別緒與道德觀念完全置之度外，傾身心於運籌帷幄，尋求最好的領導制度，決定某個品德適合於歷史的領導者，某個品德則不適合。他開始時慢慢探索，對於俄國是否首先要經過資本主義工業化階段這個問題遲疑未決。不過這就等於懷疑革命會在俄羅斯發生。他是俄羅斯人，任務是發動俄羅斯革命。他把經濟宿命論置於腦後而開始行動，從1902年起便直截了當地聲明，工人們光靠自己是不能建立獨立的意識形態的，從而否定了群眾的自發性。社會主義學說所需要的科學基礎只能由知識分子賦予它。他說必須消滅工人與知識分子之間的一切差別，這就是說，知識分子雖不是無產者，但比無產者更好地了解無產階級的利益所在。他於是對拉薩爾 進行的反對群眾自發性的激烈鬥爭加以讚許。他說：「理論應將自發性置於其控制之下 。」顯然這就是說，革命需要領袖與身為理論家的領袖。
他同時跟改良主義與恐怖主義進行鬥爭，認為前者是瓦解革命力量的罪人，後者雖然精神可嘉，卻不會起什麼作用 。革命首先是軍事方面的，而不是經濟或感情方面的。革命行動在爆發之日以前，始終與戰略密不可分。專制政體是敵人，其主要力量是警察這個政治士兵的職業集團。結論很簡單：「對政治警察的鬥爭要求特別的品質，要求職業革命家。」革命需要在群眾的旁邊有一支職業化的大軍，而群眾有一日會加入這支大軍。在群眾被組織起來以前，先應該組織起這個鼓動家的隊伍，列寧用的是密探網這個字眼，它預示著革命將受秘密社會與務實的革命僧侶的控制。他說：「我們是革命的土耳其青年黨人，此外還帶有耶穌會的某些特點。」從這一刻起，無產階級再沒有任務，他不過是革命的苦行者手中的一個有力工具 。
奪取權力之舉帶來了國家問題。《國家與革命》（1917年）便探討了這個問題，然而措辭極為奇怪與矛盾。列寧在書中運用了他喜愛的以權威自居的手法。他藉助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論述，開始挺身而出反對一切改良主義，因為改良主義意欲利用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這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機構。資產階級國家建立在警察與軍隊之上，因為它首先是壓迫工具。它同時反映了階級間不可調和的對立與這種對立必然造成的征服。這種事實上的權力只應該受到蔑視。「甚至一個文明國家的軍事權力的首腦也會忌妒一個部落首領，因為族長制社會使他受到的尊敬是真誠的，而非用棍棒強加的。」恩格斯堅決認為，國家的概念與自由社會的概念是不可調和的。「階級的消滅如同其出現一樣，是不可阻止的。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必然要消失。社會將在生產者自由與平等地相結合的基礎上重新組織生產。這個社會將把國家放進適合它的地方：古董博物館，擺在紡車與青銅斧頭一旁。」
這無疑可以解釋何以漫不經心的讀者會把《國家與革命》看做是列寧的無政府主義傾向，而且會同情如此嚴厲地對待軍隊、警察、棍棒與官僚的革命學說的這個罕見的繼承者。若要弄懂列寧的觀點，必須從戰略的角度來理解它。他之所以如此堅決地捍衛恩格斯關於資產階級國家消亡的論斷，是因為他一方面要扼制普列漢諾夫或考茨基的純粹的「經濟主義」，另一方面想證明克倫斯基政府是資產階級政府，必須摧垮。而且，一個月之後就果然把它摧垮了。
對那些主張革命本身也需要管理與鎮壓的機器的人們也必須給予回答。對此，他廣泛地引用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論述，專斷地證明無產階級的國家並不是像其他國家那樣組織起來的，而根據定義是個不停地在日趨消亡的國家。「一旦再沒有被壓迫的社會階級，國家便不再是必要的。（無產階級）國家真正表明自己是全社會的代表，其第一個行動就是掌握社會的生產資料，這同時又是國家最後的行動。對事物的管理代替了對人的治理……國家沒有被廢除，而是在逐漸消亡。」首先，資產階級國家被無產階級廢除，以後，但僅僅是以後，無產階級國家自行消亡。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第一，為了壓制或消除資產階級留下的一切；第二，為了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待這項任務完成之後，它便開始消亡。
列寧從一個明確而堅定的原則開始，即在消滅剝削階級與完成生產資料社會化之後，國家即消亡。然而，他在同一個論述中又提出，在生產資料社會化之後，應保持一部分革命者在難以預料的時期內的專政，認為這是合理的。始終以巴黎公社的經驗作為依據的這部著作，與產生巴黎公社的反專制的聯邦主義的思潮是絕對相違背的，也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樂觀的描述相抵牾。原因很簡單：列寧沒有忘記巴黎公社已經失敗。至於作出如此令人驚詫的論證所用的手法就更簡單了：每當革命遇到新困難，便對馬克思所描述的國家增添另外的說明。在十頁之後，列寧的確斷言，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為了領導廣大群眾如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者治理社會主義經濟」，政權是必需的。這個提法的轉折是無可爭議的。馬克思與恩格斯所主張的臨時性的國家發現自己承擔了一項新任務，有長期存在下去的危險。我們已經看到斯大林制度與其官方哲學相矛盾。或者，這種制度實現了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但保持了可怕的鎮壓機器，這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論斷。或者，它並未實現這種社會，這樣便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是錯誤的，尤其表明，生產資料社會化並不意味著階級的消失。面對其官方的學說，這種制度不得不作出下面的選擇：或者說這種學說是錯誤的，或者是它背離了這種學說。事實上，列寧使國家社會主義的發明者與聶察也夫、特卡切夫一道在俄羅斯戰勝了馬克思的學說。從這一時刻起，從列寧到斯大林的黨內鬥爭，可歸結為工人民主與軍事的及官僚主義的專政之間、正義與效率之間的鬥爭。
看到列寧讚揚巴黎公社所採取的措施，如官員由選舉產生，可以罷免，其報酬同工人一樣；由工人代替工業官僚直接管理生產等，人們有時會懷疑列寧是否找不到一種折中辦法。一個聯邦主義者的列寧出現在人們面前，他甚至讚揚公社的制度及其代表制，但人們很快便明白，之所以鼓吹這種聯邦主義僅僅在於它意味著議會制的廢除。列寧背離了一切歷史真相，把議會制說成是集中制，立即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指責無政府主義者在國家問題上不妥協。這時，他引證恩格斯的話語，提出一個新的論斷，以肯定在生產社會化、資產階級消滅，甚至掌握群眾的領導權之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是正確的。保持權力機構應有期限，他提出這期限要由生產條件本身確定。例如，國家的完全消亡將要跟為所有的人免費提供住宅的時間相一致。這是共產主義「各取所需」的高級階段。在此之前國家將會存在。
何時會發展到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呢？「這一點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們沒有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資料。」為了說得更加明確，列寧斷言「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曾想到過要許諾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到來的日期」。說得始終很專斷。可以說自由在這裡已最終死亡。人們首先從群眾統治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概念，轉向由職業人員進行與領導的一場革命的思想。對國家無情的批判隨後與必要而暫時的無產階級專政相調和，這種專政是由領袖們來實現的。最後，列寧又宣布不能預見國家存在的期限，而且沒有人敢於許諾有一個期限。在此之後，蘇維埃的自治被取消，喀朗施塔得海軍的叛亂 被黨所粉碎，這一切便是合乎邏輯的了。
當然，列寧這位熱情的正義追求者的許多論述仍可用來反對斯大林制度，主要是國家消亡的概念。即使承認無產階級國家不會很快消失，那麼根據列寧的學說，這種國家由於自命是無產階級的，應該有消失的趨勢，並且越來越不應該是強迫性的。可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