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在1807年結束了歷史，聖西門主義者認為1830年與1848年的革命動亂是最後的，孔德於1857年去世，他那時曾準備登上講壇向終於從謬誤中回頭的人類宣講實證主義。後來又輪到了馬克思，他以同樣盲目的浪漫主義預言無階級的社會與歷史的神秘革命。不過他更加精明，沒有提出明確的日期。不幸的是，他的預言也描述了歷史進程，宣布了歷史事件的趨勢。而歷史事件與事實卻忘記加入他的概括之中，這已經說明必須用暴力把它們帶入其中。尤其是這些預言，從它們表述了千百萬民眾熱烈的希望的時刻起，便不能是遙遙無期而不造成不良後果的。由於失望而把耐心的希望變為憤怒的時刻來到了，這時，人們所執著肯定的同樣目的越發被強烈地追求，它於是不得不尋求其他手段。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革命運動如同最初的基督教教徒一樣，期待著世界末日與革命的基督重新降臨人間。人們知道，在最早的基督教徒的社會中，這種情感持久不衰。在四世紀末，古羅馬帝國統治的非洲有位主教計算出世界還會存在一百年，到那時上天的王國會降臨，必須毫不遲疑地使自己配得上它。這種情感在公元一世紀是普遍的，這就說明了最初的基督教徒何以對純粹的神學理論漠不關心。如果救世主不久將重降人世，那麼應該把一切獻給火熱的信仰，而不是著作與教條。在克萊芒與泰杜連 之前的一個多世紀中，基督教文獻對神學問題漠不關心，對典籍不去鑽研。待福音書中講述的基督降臨說已遠離現實，他們便必須靠信仰而生活，也就是著書立說。這時便產生了虔誠的信仰與傳授教理，聖保羅於是構建宗教信條。教會使這種信仰成為具體的有形之物。其實，它不過純粹是對將要到來的王國的一種嚮往。必須在這個世紀安排好一切，甚至殉道者。其世俗的代表是僧侶組織，連佈道也要藉助宗教裁判所法官的道袍。
從革命的基督再臨說的失敗產生了類似的運動。我們所引用的馬克思的話語令人對那時的革命思想的熱切希望有個正確的看法。這種信仰儘管遇到部分挫折，仍不斷增長，直到1917年面臨其幾乎實現的夢想。李卜克內西大喊：「我們為天國的大門而鬥爭。」革命世界在1917年認為自己真正到達了天國的門前。羅莎·盧森堡的預言正在實現。「革命在明天會洶湧澎湃地蓬勃高漲，號角齊鳴，令你們驚恐。它宣布：我過去存在，我現在發生了，我將會成功！」 斯巴達克思運動認為已接近最後的革命，因為根據馬克思本人的說法，這場革命應從俄國革命開始，由西方革命完成。1917年的革命之後，一個蘇維埃的德意志將會打開天國的大門。然而斯巴達克思聯盟被粉碎，法國1920年的總罷工遭到失敗，義大利的革命運動被扼殺。李卜克內西於是承認革命尚未成熟。「革命的年代並沒有結束」。我們於是明白了失敗如何過度激起了受到壓制的信仰，直至激發宗教式的憂慮：「經濟崩潰的轟隆聲已隱約可聞，沉睡的無產者大軍將會醒來，猶如聽到最後審判的號角一樣，被屠殺的鬥士們的屍體將站立起來，向那些帶來厄運的人算賬。」就在此時，他本人與羅莎·盧森堡被殺害，德國又要陷入受奴役的狀態。俄國革命一直是孤立的，依靠它自己的制度而生存，離天國之門仍很遙遠，尚待組織最後的成功。基督再降臨說已遠離現實。信念未受到損害，但馬克思未曾預見到的一大堆問題與發現困擾著它。新的教會重又面對著伽利略：為了保持其信念，它只好否認太陽，使自由的人受到侮辱。
在這種時刻，伽利略會說什麼呢？為歷史本身所證明的這預言具有的錯誤是什麼呢？人們知道，當代世界的經濟發展駁斥了馬克思的某些論斷。如果說，在資本的無限集中與無產者的無限擴大這兩個平行的運動陷入困境時應該發生革命，革命卻沒有發生或不會發生。資本與無產者皆不忠於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工業化的英國所觀察到的趨勢在某些情況下被否定了，在其他情況下變得複雜起來。理應加速的經濟危機相反在拉長了時間距離。資本主義知道了計畫化的秘密，自身也在促進這頭刺蜥的生長。另一方面，由於股份公司的建立，資本非但沒有集中，反而產生了一批小資金擁有者，他們最為擔心的肯定是鼓勵罷工的行為。在很多情況下，小企業如馬克思所預見的那樣，被競爭所擠垮。但生產的複雜性使不少小工廠在大企業周圍迅速發展起來。1938年，福特宣布有五千二百個小工廠在為他幹活。這種趨勢在以後有所加強。也可以說，由於財力雄厚，福特掌握著這些企業。但重要的是，這些小工廠形成了一個中間社會階層，使馬克思構想的社會結構複雜化。
最後，對農業經濟而言，資產集中的規律是絕對錯誤的。馬克思研究農業經濟時態度輕率。這一缺陷在這裡具有重要性。我們世紀的社會主義歷史從某個方面來說，可以看做是無產階級運動對農民階級的鬥爭。這個鬥爭繼續了十九世紀專制社會主義與極端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鬥爭，而後者的根源顯然是農民與手工業者。馬克思因而在意識形態方面有必要思考農民問題，但出於體系的要求把一切都簡單化了。這種簡單化使富農付出昂貴的代價，他們成為歷史規律方面的五百多萬個例外，立即遭遇到死亡和流放。
同樣的簡單化使馬克思在追求民族性的世紀忽略了民族現象。他認為，由於貿易與交換，由於無產階級化，民族間的樊籬已經坍塌，而正是這些樊籬使無產階級喪失理想。若要說明歷史，民族間的鬥爭至少同階級鬥爭是同等重要的。但民族不能用經濟予以全部說明，馬克思的體系無視這一點。
從無產階級這方面來看，也與他的理論不相一致。馬克思的憂慮首先得到證實：改良主義與工會的行動獲得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與勞動條件的改善。這些實惠尚遠不足以構成社會問題的公正規則。然而，馬克思時代英國紡織工人的悲慘狀況，非但沒有如他所想的那樣更加普遍，反而消失了。馬克思在今天不會對此抱怨的，他預言中的另一個錯誤使此事得到平衡。人們的確可以看到，最有效的革命行動與工會活動始終是由工人中的優秀分子進行的，飢餓並未使他們絕種。苦難與墮落依然如馬克思以前的年代一樣，他不希望這種狀況成為奴役的因素，而非革命的因素。1933年，德國三分之一的勞動人民陷入失業，資產階級社會不得不讓他們活下去，從而具備了馬克思所要求的進行革命的條件。未來的革命者們盼望著國家發麵包，這並非好現象。這種被迫養成的習慣帶來了其他習慣，這些習慣可不是被迫的，希特勒把它們歸納到他的主張中。
最後，無產階級的人數並沒有無限增長。每個馬克思主義者所希望看到的工業生產條件的改進，卻使中產階級大量增加 ，甚至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即技術人員階層。列寧所珍視的建立一個工程師同時又是操作工的社會的理想與事實相抵觸。最主要的事實是技術如同科學一樣已大大複雜化，一個人不可能全部掌握其原理與應用。例如，一個當今的物理學家不可能對他時代的生物科學有全面了解。即使在物理學領域內部，他也不能自詡掌握了這個學科的各個分支。對技術來說亦復如此。資產階級與馬克思主義者把生產率看做是個好東西，從它飛速發展的時刻起，馬克思所認為可以避免的勞動分工成為不可阻止的。每個工人僅僅從事一種個別的勞動，無從了解其產品的生產全貌，而對工人的勞動進行調配的人員由於其職能本身而構成一個階層，其社會重要性是決定性的。
這是一個伯恩漢姆所宣布的技術官僚時代。應該正確地指出，西蒙娜·韋爾在十七年前已描述過這個時代，但未得出伯恩漢姆作出的不可接受的結論。人類已知道有兩種傳統的壓迫方式，即武器的與金錢的壓迫，韋爾又為之增添了第三種壓迫，即職能的壓迫。她寫道：「可以消除購買勞動者與出賣勞動者之間的對立，卻無法消除支配機器的人們與受機器支配的人們之間的對立。」馬克思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的意願遇到了生產中必不可少的手段。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預見到，在資本高度集中時「經理」的重要性。然而他未曾想到，這種集中在廢除私有制後仍將存在。他說，勞動分工與私有制是同一類表現。歷史證明了相反的情況。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理想制度被定義為公平加電氣化，然而，最後卻只有電氣化而沒有公平。
有關無產階級使命的主張時至今日最終仍未能在歷史中體現出來。這就概括了馬克思預言的失敗。第二國際的分裂表明，無產階級除了其經濟狀況外還由其他東西所決定，他是有祖國的，這與那條著名的論斷是相反的。無產者的多數人同意或接受了戰爭 ，不論是否情願，與當時情緒激憤的民族主義分子站在一起。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在取得勝利之前會掌握司法與政治方面的能力。他的錯誤僅僅是認為，極度的貧困，尤其是工業帶來的苦難，會使工人走向政治上的成熟。可以肯定，在巴黎公社期間與以後，對極端自由主義革命的扼殺限制了工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