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預言就其原則而言也是革命的。人的一切現實均可在生產關係中找到其根源，歷史的變化是革命的，因為經濟是革命的。在生產的每個水平，經濟都引起對抗，它為了更高水平的生產而摧毀相應的社會。資本主義就是這些生產階段的最後一個，因為它創造出條件，使一切對抗得到解決，那時再沒有經濟。到那一天，我們的歷史將成為史前史。從另一種前景看，這種見解正是黑格爾的。辯證法應從生產與勞動的角度來論述，而非從精神的角度。無疑，馬克思本人從未談到過辯證唯物主義，而留待其繼承者去頌揚這頭邏輯的怪物。但他同時說現實是辯證的又是經濟的。現實在永恆地變化，由對立面的撞擊而加快，每當對立面結合為更高級的事物，便會引起其相反的方面，重又推動歷史前進。黑格爾用現實向精神發展的觀點而肯定的一切，馬克思用經濟向無產階級社會發展的理論而加以肯定。萬物皆同時既是其自身，又是其反面，這種矛盾促使它變成另一種事物。資本主義由於是資產階級的，表明自己是革命的，從而成為共產主義的溫床。
馬克思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斷言歷史既是辯證的，又是經濟的。黑格爾更加極端，斷言歷史既是物質，又是精神，正由於它是精神，因而才是物質，反之亦然。馬克思否定精神是最後的實體，從而肯定了歷史唯物主義。人們可以立即用柏爾加埃夫的論述指出，辯證法是不可能與唯物主義結合在一起的。唯有在思想的範疇才存在辯證法。唯物主義本身是含糊不清的概念。僅僅為了構成這個名詞，便應當說世界上除物質外還有其他東西。可以更有理由說，這一批判也適用於歷史唯物主義。歷史與自然界的不同，恰恰在於它用意志、科學和情感的手段改造自然。馬克思因而並非是純粹的唯物主義者，道理很明顯，因為不存在純粹的或絕對的唯物主義。唯物主義絕非純粹的，因為它承認武器可使理論獲勝，而理論也可使武器產生。馬克思的立場可以恰當地稱之為歷史決定論。他並不否認思維，而是認為思維絕對是由外在的現實所決定的。「在我看來，思維的運動僅僅是真實的運動的反映，是其傳送與轉移於大腦的結果。」這個相當粗淺的定義無任何意義。外界的運動如何並通過什麼「傳送於大腦」？與確定運動如何「轉移」於大腦這個難題相比，前一問題的難解之處是微不足道的。而馬克思創立了他的時代的簡便的哲學。他想表達的含義可以在其他方面加以確定。
他認為，人不過是歷史，尤其是生產資料的歷史。馬克思確實指出，人之區別於動物，即在於他能生產生活資料。倘若人不吃飯，不穿衣，不住房屋，便不會生存下去。生存的這個首要條件是他提出的第一個決定因素。他此時所思索的問題直接與不可缺少的生活需求有關。馬克思以後指出，這種依賴性是永恆的與必然的。「工業史是一部關於人的基本能力的打開的書。」他個人對其學說的推演就是從這一論斷進行的。人對經濟的依賴是唯一的與充分的，不過這尚有待論證。可以同意經濟的決定性對人的行為與思想的發生起著主要作用，但不能因此像馬克思那樣說，德國人對拿破崙的反抗只能用糖與咖啡匱乏來解釋。此外，純粹的決定論本身也是荒謬的，倘若並非如此，只需一個真實的論斷即足以讓人們獲得全部真理。然而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或者我們從未提出過一個真實的論斷，甚至包括提出關於決定論的論斷，或者我們說出了真實的論斷，卻無結果。由此可見決定論是錯誤的。然而，馬克思如此任意地將問題簡單化，也有其道理，不過與純粹的邏輯毫不相干。
把經濟決定一切作為人的根源，就是把人歸結為其社會關係。沒有孤立的人，這是十九世紀無可爭辯的發現。由此隨意地進行引申，就可以說，人在社會中之所以感到孤獨，只是由於社會的原因。如果用人身之外的某個東西來說明人的孤獨精神，這個人便走在超驗性的道路上。相反，社會僅以人為作者。若能斷言社會同時是人的創造者，是可以認為已經掌握能將超驗性清除掉的全部解釋。人於是如馬克思所希望的那樣，成為「其自身歷史的作者與演員」。馬克思的預言是革命的，因為他結束了由啟蒙運動的哲學所開始的否定運動。雅各賓派摧毀了以人為神的超驗性，而代之以原則的超驗性。馬克思又摧毀了原則的超驗性，而創立了當代的無神論。在1789年，信仰由理性所代替，但這種理性自身由於是凝固不變的，也是超驗的。馬克思比黑格爾更激進，摧毀了理性的超驗性，把它投入歷史中。理性在他們之前是起調節作用的，現在卻成為征服性的。馬克思比黑格爾走得更遠，把他看做唯心主義者（其實他並不是，猶如馬克思不是唯物主義者），因為精神的主宰以某種方式恢複了一種超歷史的價值。《資本論》重新推出統治與奴役的辯證法，但以經濟的自治代替了自我意識，以共產主義的來臨代替絕對精神的最後統治。「無神論是消滅宗教的人道主義，共產主義是消滅私人財產的人道主義。」宗教的奴役與經濟的奴役有相同的起源，只有在實現了人對其物質決定性的絕對自由時，才能了結與宗教的關係。革命就是要實現無神論與人的統治。
這就是馬克思強調經濟與社會決定性的原因。他最有成效的努力即在於揭露隱藏在他的時代的資產階級表面價值後面的現實。他的蒙蔽人的理論依然有價值，因為它的確是普遍適用的，也適用於愚弄人的革命理論。梯也爾 先生所崇尚的自由是由警察所捍衛的特權的自由，保守的報紙所鼓吹的家庭社會地位就是男男女女半赤裸著身體下到礦井，被一根繩索聯結起來，工人賣淫盛行。一個庸俗貪婪的社會的虛偽使誠實與智慧從屬於自私的目的。馬克思這位無與倫比的啟迪民智者以前所未有的雄偉力量揭露了這種種不幸。這種義憤填膺的揭露帶來了其他的過分行為，從而需要另一種揭露。然而，必須了解與說出這種揭露產生於1834年在里昂被鎮壓的起義的血泊與1871年凡爾賽的道德家們卑鄙的殘暴行為 。「一無所有的人在今天依然毫無任何地位。」如果說這個論斷在現在的確是錯誤的，它在十九世紀樂觀主義的社會中卻幾乎是正確的。繁榮的經濟所帶來的極度的精神墮落使馬克思把社會的與經濟的關係放在第一位，越加鼓吹他提出的由人統治的預言。
人們於是會更好地理解馬克思純粹用經濟對歷史進行的解釋。如果這些原則在撒謊，唯有苦難與勞作的現實是正確的。如果人們以後指出，這種現實足以解釋人的過去與未來。這些原則將會被打倒，而利用這些原則的社會也將被摧毀。這就是馬克思所從事的事業。
人是隨著生產與社會而形成的。土地所有權的不平等，生產手段或多或少地迅速改進，為生存而進行的鬥爭，這一切急速地創造了社會不平等，集中體現在生產與分配之間的對立，首先是階級鬥爭。這些鬥爭與對立成為歷史的動力。古代奴隸制，封建農奴制，是走向古典時代手工業的漫長道路上的幾個階段。在手工業時代，生產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此時，世界道路的開通與新市場的發現要求一種非地域化的生產。生產方式與分配的新要求之間的矛盾已經宣告農業與工業小生產制度的終結。工業革命、蒸汽機的發明與爭奪市場的競爭，必然導致小業主的被吞併與大工廠的出現。生產資料於是集中在有能力購買它們的人們手中，真正的生產者與工人僅僅能夠支配他們手臂的力氣，將它出賣給「有錢幣的人」。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特徵因而便是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由這種對立而衍生出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後果，使馬克思可以宣布社會的對抗終將結束。
我們已經注意到，乍看起來，堅實地建立起來的階級之間辯證的鬥爭原則一下子便不再正確，這是說不過去的。這原則永遠是正確的，或者它從來就不正確。馬克思肯定地說，革命之後再沒有階級，如同1789年之後再無三個等級一樣。然而等級消失了，階級卻並未消失，沒有任何東西能說明，階級不會讓位於另一種社會對抗。而馬克思主義預言的基本內容就是肯定再無社會對抗。
人們已了解馬克思主義的要旨。馬克思在亞當·斯密與李嘉圖之後，以生產商品所付出的勞動量來確定一切商品的價值。無產者向資本家出賣的勞動本身也是一種商品，其價值因生產它的勞動數量決定，也就是說，由維持生產者生存所必須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確定。購買這種商品的資本家於是付給出賣勞動的工人足以維生與繁衍後代的工資，但他有權要求工人在儘可能長的時間內幹活。工人要工作很長時間，付出的勞動比維持生存所必須付出的勞動要更多。例如，每日勞動十二個小時，如果其中一半的勞動所產生的價值即相當於維持生存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那麼另外六個小時的勞動則未得到報酬，這就是剩餘價值，即資本家的利潤。資本家的興趣所在就是最大限度地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或者當無法再延長時，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的生產率。前者是依靠警察的殘酷行徑，後者則依靠對勞動的安排，首先是勞動分工，然後是使用機器，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