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現代革命均導致國家的加強。1789年革命引來了拿破崙，1848年革命產生了拿破崙三世，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掌權，二十年代義大利的動亂使墨索里尼上台，魏瑪共和國招致希特勒的統治。這些革命，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掃除了神權的殘餘，以越來越大的膽量提出要建立人的城邦與真正的自由。國家在日益變得無所不能，每次都認可了這種野心。如果說這一點總能辦到，那是錯誤的。但有可能研究它是如何實現的，也許由此會得出教訓。
除了少數非這本論著所涉及的原因之外，國家權力的這種奇特可怕的膨脹可以看做是技術與哲學方面巨大野心的合乎邏輯的結果，它與反抗的真正精神格格不入，但卻引起了我們時代的革命精神的產生。馬克思預言性的夢想與黑格爾或尼采有力的預見，在神的城邦被摧毀後終於使一種合理的或者不合理的國家政權誕生，但這兩種政權都是恐怖主義的。
說實在的，二十世紀法西斯主義革命配不上稱做革命。它們征服世界的野心破滅了。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無疑曾竭力創立一個帝國，而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們顯然也曾想到過世界帝國。他們與古典革命運動的差別在於，他們從虛無主義的遺產中僅僅選擇了使不合理神化，而非使理性神化。同樣，他們放棄了普遍性。這並不妨礙墨索里尼藉助黑格爾、希特勒與尼採的理論。他們在歷史上闡述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某些預言，因此而屬於反抗的與虛無主義的歷史範疇。他們是最早根據任何事情皆無意義而歷史不過是力量的偶然性這種想法來建立國家的人。其後果很快便顯現出來。
墨索里尼從1914年便宣布了「無政府的神聖宗教」，聲稱自己是一切基督教的對頭。至於希特勒，他所認為的宗教與上帝及德意志的眾神廟並列。他的神明其實是集會上的論述與演說結束後挑起辯論的方式。在他獲得成功的整個過程中，他總是樂於認為自己受神靈啟示。他在垮台之時認為民眾背叛了他。無論是上述哪一種情況，沒有任何東西向世界表明他曾認為自己在某種原則面前是有罪的。有精湛文化修養的艾恩斯特·容格爾是唯一使納粹主義有哲學外表的人，他也選擇了虛無主義的表達方式：「對精神背叛生活的最好回答是精神背叛精神。這個時代最大而殘酷的享受就是參與這種破壞工作。」
投身於行動的人若沒有信仰，則永遠只會相信行動的運動。希特勒的荒謬之處恰恰就是想要把穩定的秩序建立在永恆的運動與否定之上。羅奇寧在其《虛無主義的革命》一書中正確地提出：希特勒的革命是純粹的動力論。德國已從根本上為空前的戰爭、失敗與經濟的衰敗所動搖，那裡再沒有任何價值為人所信守。儘管應該對歌德所說的「把一切困難的事情由自己承擔下來，這是德意志的命運」不能不加以考慮，但在兩次大戰之間席捲全國的自殺之風足以說明當時思想之混亂。對那些對一切都失望的人們來說，能使他們具有信念的不是說教，而是激情，在失望深處潛伏著的正是這種激情，也就是屈辱與仇恨。這些人再無共同的價值可用來相互進行評價。1933年的德國因而同意採納不多的幾個人的卑賤價值，竭力把它強加於整個文明德國。缺少了歌德的道德觀念，於是選擇與接受了匪幫的道德。
匪幫的道德就是戰勝與復仇，失敗與仇恨，永無休止。墨索里尼頌揚「個人的基本力量」時，流露出對血與本能這種黑暗力量的狂熱，為統治的本能所產生的最壞的一切辯解。在紐倫堡審判中，弗蘭克強調了激勵希特勒的「對形式的憎惡」。的確，此人不過是一種運動中的力量，對詭計的工於算計與對策略的精明運用使這一力量更加有效。即使其體形猥瑣，其貌不揚，對他也不是一種局限，反而使他融入群眾中。唯有行動使他挺立於人世。存在對於他來說就是有所作為，此所以希特勒及其制度不能沒有敵人。他們這些衣著講究的人 只有在與敵人交手時才顯示出其本性，只有在攻擊敵人的激烈戰鬥中方展現其本色。猶太人、共濟會會員、富豪寡頭、盎格魯撒克遜人、野獸般的斯拉夫人相繼出現在歷史上與宣傳中，使走向末日的盲目力量煥發生機，每次都更加高漲。永恆的戰鬥要求持續不斷的激勵。
希特勒是純粹狀態的歷史。容格爾說：「改變勝過生活。」他於是鼓吹與生活潮流要完全一致，身處最低賤的水平而反對一切高級的現實。發明了與生命有關的外交政策的這個制度反對其最明顯的利益，但它至少服從其特殊的邏輯。羅森伯格談到生命時誇張地說：「一隊行進中的隊伍的風采是最為重要的，至於其前進的方向與目的是無關緊要的。」於是，這支隊伍播撒了毀滅的歷史，蹂躪了它自己的國家，但它至少生活著。這種動力論的真正邏輯就是一個個敵人的徹底失敗，或者說是一次次地征服敵人，建立鮮血與行動的帝國。希特勒幾乎不可能構想過這樣的帝國，至少在起初時是這樣。他達到命運的巔峰，既非由於文化，甚至也不是由於本能或計謀。德意志懷著一種外省的政治思想進行了一場帝國式的鬥爭，因而崩潰。容格爾看到了這種邏輯，把它表述了出來。他幻想到一個「技術的世界帝國」，「一種反基督教的技術宗教」，其信徒與士兵就曾是工人自身，因為（在這一點上，容格爾重新發現了馬克思）從人類結構而言，工人是普遍的。「一種新的統治制度補充了社會契約的變化。工人被從談判、憐憫、文學的領域拉了出來而提高到了行動的領域。法律上的義務轉變為軍事上的義務。」人們看到，帝國同時又是世界性的工廠與兵營，其中的主要人員是黑格爾提到的作為奴隸的工人式的士兵。希特勒在走向這個帝國的道路上比較早地被制止了。然而，即使他走得更遠，人們看到的也不過是不可抗拒的動力論的越來越廣闊的展現，犬儒主義原則越來越有力地加強，只有這些原則能服務於動力論。
羅什寧談到這樣一種革命時說，它不再是解放、公正與精神的飛躍，而成為「自由的滅亡，暴力的統治與精神的奴役」。法西斯主義，其實是蔑視。反過來，當一切形式的蔑視介入政治時，便為創立法西斯主義作好了準備。還應當指出，法西斯主義若不改變自己的見解，便只能是它現在的樣子。容格爾從他自己的原則得出一種看法，即成為一名罪犯勝過布爾喬亞。希特勒沒什麼文學才華，但深沉多智，他明白他追求的只是成功，成為上述兩種人的哪一種是無所謂的，於是讓自己同時成為這兩種人。墨索里尼說：「事實就是一切。」而希特勒說：「當一個種族處於受壓迫的危險中……平等問題僅具有次要的作用。」此外，種族為了生存永遠需要受到威脅，因而永遠不會有平等。「我準備簽署一切……就我而言，為了德國人民的未來，我可以真心地在今天簽署一些條約，而明天又撕毀它們。」而且，元首在宣戰之前對他的將軍們說，以後不必問戰勝者是否說了真話。戈林在紐倫堡受審訊時的辯解詞中又提出這個想法：「戰勝者永遠是法官，而戰敗者永遠是被告。」對此無疑是可以討論的。不過，羅森伯格在紐倫堡受審訊時說他沒有預見到這個神話會導致謀殺，令人難以理解。英國檢察官注意到「《我的奮鬥》的道路直接通向馬伊達內克 的毒氣室」，這句話倒真正觸及這次審訊的主要內容，即西方虛無主義的歷史責任，然而由於明顯的原因，這是在紐倫堡唯一沒有討論到的。不可能在審訊中宣布一種文化的一般罪責，而只能審訊那些在大地上大叫大喊的行為。
希特勒發明了無休止的征服運動，否則他便一文不名。但是，永久的敵人，這次就是國家水平的永久恐怖。國家與「器械」成為一體，也就是跟征服與鎮壓的機製成為一體。把對國家內部的征服稱為宣傳（弗蘭克說這是「走向地獄的第一步」）或者鎮壓，為了對國外進行征服而建立了軍隊。這樣，一切問題都具有軍事性質，要從力量與效率的角度來考慮。總司令決定政策以及行政的一切主要問題。這個原則從戰略上講是無可辯駁的，被推廣到公民的生活。一個民族一個領袖，這就意味著唯一的主人與千百萬的奴隸。政治方面的中間人在一切社會中是自由的保證，此時不復存在，而讓位給一個穿軍靴的耶和華，他統治著沉默的或高喊口號的芸芸眾生，這二者是一樣的。在領袖與民眾之間沒有調解機構，而只有工具，也就是作為領袖壓迫意志的工具的政黨。這樣便產生了這種卑劣的神秘主義的第一個並且是唯一的原則，即「元首原則」，它在虛無主義世界恢複了偶像崇拜與墮落的神明。
墨索里尼這位拉丁語系的法學家，用花言巧語把國家利益化為絕對，為之揚揚得意。「沒有任何東西在國家之外，在國家之上，與國家對立。一切屬於國家，一切為了國家，一切均在國家之中。」希特勒時代的德國道出了這種虛偽說法的真相，這就是它已成為一種宗教。一份納粹報紙在一次黨代會期間寫道：「我們神聖的職責就是把人們帶向萬物的起源，萬物之母。說實在的，這就是為上帝效勞。」這種起源於是就存在於最初的吼叫中。這裡所說的這位上帝是什麼樣的呢？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