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在十二月黨人 這些俄國最早的革命者身上仍保留著道德。這些紳士尚未糾正雅各賓派的理想主義。他們的道德甚至是自覺的：「我們的祖先是些驕奢淫逸的人，而我們是卡東。」他們當中的彼埃爾·維亞塞姆斯基這樣說。他流露出苦難會使人新生的觀念，在巴枯寧與1905年革命的社會主義者身上仍可發現這種觀念。十二月黨人令人想到與第三等級站在一起並放棄其特權的法國貴族。他們是理想主義的貴族，於8月4日夜間做出決定，為了解放人民而選擇犧牲自己的道路。雖然他們的首領彼斯捷爾有著政治與社會的思想，他們流產的起義並無堅實的綱領。甚至難以肯定他們曾相信會取得成功。他們之中的一人在起義前夕說：「是的，我們會死去，但這將是壯麗的犧牲。」這的確成了壯麗的死亡。1825年12月，起義者的方陣在聖彼得堡參議院前的廣場被炮火所摧垮，倖存者被流放，但有五人被弔死，在處死他們時動作是如此笨拙，不得不二次下手。這些死難者，雖然行動顯然策劃不周，但整個革命的俄羅斯在悲憤與驚恐的情緒中仍然崇敬他們，這是不難理解的。他們成為榜樣，即使不是成功的榜樣。在這段革命歷史的開始，他們顯示出被黑格爾嘲諷地稱為優美的靈魂的人們的權利與偉大，而且應該根據他們的行為來確定革命思想的趨勢。
在這種情緒激昂的氣氛中，德意志思想與法國的影響展開鬥爭，使既渴望報仇與正義又感到孤立無援的仁人志士接受其支配。它開始被看做一種啟示而受到歡迎、讚揚與評論。這種狂熱的哲學激勵著俄國知識界的精英，甚至有人把黑格爾的《邏輯》譯為詩句。大部分俄羅斯知識分子從黑格爾的體系中找到了社會寂靜主義的理由。意識到世界的合理性則足矣，「精神」在時代結束時在任何情況下均會實現，這是斯坦科維奇 、巴枯寧與別林斯基的最初反應。以後，面對複雜的現實，甚至複雜的意圖，俄羅斯的激情開始消退，而且馬上轉向另一個極端。
在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俄國最傑出與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別林斯基在這方面的演變最能說明問題。別林斯基起初抱有模糊的極端自由主義的理想主義，突然間遇到了黑格爾的思想。他半夜在房中為這種啟示所打動，像帕斯卡爾一樣淚流滿面，一下子便潛心研究這位老人的著作：「我與法國人告別，這絕不是任意與偶然之舉。」他同時又是保守派與社會寂靜主義的擁護者。他毫不猶豫地寫出這一切，勇敢地為其立場辯護。然而，這顆高貴的心靈此時卻發現自己站在他在世界上最憎恨的事物即非正義的一邊。如果一切都是合乎邏輯的，則一切都可以認為是合理的，應該肯定鞭笞、奴役與西伯利亞 。他以往有一陣子認為接受世界的現狀與苦難是高尚之舉，因為他想到的僅僅是忍受他自己的苦難與矛盾。然而問題是要肯定他人的苦難是該當的，這時他的心靈一下子便迷惘了。他走向相反的方向。如果不能同意他人的苦難，則表明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合理的，歷史至少在這一點上與理性是不符合的。然而歷史應當全部是合乎理性的，否則便絲毫不合乎理性。人孤單的抗議有時為一切會變得合理的想法所平息，但重新又以激烈的言辭爆發出來。別林斯基向黑格爾本人求教：「我對您的哲學深為崇敬，現在榮幸地讓您知曉，倘若我有幸爬到發展階梯的最高一級，我便要讓你清楚生活與歷史的一切受害者。假若我對所有的同胞的狀況心中感到不安的話，我決不想獲得幸福，即使是免費的。」
別林斯基明白，他所追求的不是絕對的理性，而是豐滿的生命，他拒絕把它們混為一談。他要求的是體現活生生的人身上的整個人類的不死性，而非變成「精神」的抽象的不死性。他以同樣的熱情與新的對手展開爭論，在這場內部的大論戰中，他得出的結論來自黑格爾，但卻轉而反對他。
這些結論就是反抗的個人主義的結論。個人不能接受像現在這樣發展的歷史。個人為了肯定他現在的狀況，必須摧毀現實，而不是與之合作。「否定是我的上帝，如同不久以前現實是我的上帝一樣。我的英雄們是舊事物的破壞者：路德，伏爾泰，百科全書派，恐怖主義者，《該隱》中的拜倫。」我們這樣便一下子又重新找到了形而上的反抗的所有論題。當然，法國的個人社會主義的傳統在俄羅斯始終很活躍。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人們閱讀聖西門與傅立葉的著作，四十年代普魯東的思想被介紹進來，這些人激發了赫爾岑的偉大思想以及很久以後彼埃爾·拉甫洛夫 的思想。然而，一直與種族價值密切相連的這種思想在與犬儒主義思想的大辯論中終於處於下風，至少暫時如此。別林斯基起初接受後又反對黑格爾，相反又發現了社會個人主義的相同傾向，但是從否定的角度，拒絕超驗性的價值。他於1848年去世時，其思想非常接近赫爾岑的思想。不過在與黑格爾的衝突中，他準確地確定了一種態度，就是虛無主義者的態度，而且至少部分地是恐怖主義者的態度。這樣他便提供了在1825年理想主義的貴族與1860年「虛無主義」的大學生之間的過渡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