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幾乎不再涉及蘭波。關於他，一切都已經說了，不幸的是，還要說得更多。不過，應該準確地說蘭波只在其作品中是反抗的詩人，因為這個準確的說法與我們的主題有關。他的一生，遠遠不能為它所激起的神話辯護，只不過表明他贊同最壞的虛無主義，客觀地閱讀一下從哈拉爾的來信即足以指出這一點。蘭波曾被奉為神明，因為他否定他自己的天才，好似這種否定意味著超人的美德。顯然這使得我們當代人的借口不能成立，相反應當說唯有天才是種美德，而非否定天才。蘭波的偉大之處不在於他在夏爾維爾最早的呼喊，也不在於他在哈拉爾的經商活動 ，而表現在蘭波賦予反抗其從未接受過的最正確的語言，同時說出了他的勝利與憂慮，世界缺少的生活與不可避免的世界，對不可能的事物的呼喊與需要擁抱的坎坷的現實，對道德的拒絕與對義務不可抗拒的懷念。他身上既有光彩又有地獄，他既侮辱美又讚揚美，他懷著不可克服的矛盾表演了二重唱與輪唱，他在這時成了反抗的詩人，而且是最偉大的反抗詩人。他的兩部偉大的作品構思時間的先後是無關宏旨的，這兩部作品之間相距的時間很短。任何藝術家都由於有這種生活經歷而絕對肯定地知道蘭波同時構思了《地獄的一季》與《彩畫集》。他雖然先後寫出這兩部作品，卻同時孕育了它們。這種矛盾扼殺了他，卻是他真正的天才所在。
這位詩人脫離了矛盾，在將其天才培育到最後之前便把它顯示了出來，其美德在哪裡？蘭波的沉默對於他而言並非一種反抗的新方式。至少，從哈拉爾信件發表以來，我們再不能肯定這一點。他的這一轉變無疑是神秘的。然而，這些光彩照人的少女們由於結婚而變成了機器，她們的平庸也不乏神秘之處。圍繞著蘭波所產生的神話意味著並肯定了在《地獄的一季》之後再不可能寫什麼。對於才華橫溢的詩人與能力永不枯竭的創造者來說，什麼是不可能的呢？在《莫比·迪克》、《訴訟》、《查拉圖斯特拉》、《著魔的人們》之後，還能想像出什麼呢？然而，在這些作品之後，偉大的作品仍源源不斷地問世，教誨並修正著世人的見解，證明著人身上最為驕傲的東西，只有在創造者死去後，這些作品才會被了解。有誰不會為那部比《地獄的一季》更偉大的作品而惋惜呢？放棄了它不是使我們大失所望嗎？
衣索比亞難道是個修道院嗎？難道是基督封閉了蘭波的嘴嗎？這位可惡的詩人在這些哈拉爾的來信中只談論金錢，說希望看到「投資得當」，「不斷有收益」，由此判斷，這位基督是當代坐在銀行出納台中央的那個人。在苦難中高歌的這個詩人曾辱罵過上帝與美，抗拒過正義與希望，在罪惡的空氣中光榮地奮鬥不息，現在卻只想與一個「有前途的人結婚」，這位魔術師，慧眼，苦役犯監獄始終對他關閉的不妥協的苦役犯，沒有神明的大地上的國王般的平民，他在圍著肚子的腰帶中永遠帶著八公斤黃金，他抱怨說這腰帶使他患了痢疾。難道這就是向那麼多年輕人所推薦的神話英雄嗎？這些年輕人不會侮辱世界，但一想到這條腰帶便會羞愧萬分的。要維持關於他的神話，就一定不能知道這些有決定意義的信件。人們理解為何對它們很少評論。它們是褻瀆聲名的，猶如真理有時亦復如此。令人讚美的大詩人，他的時代最偉大的詩人，閃電般的權威，這就是蘭波。但他並非人中之神、憤世嫉俗的榜樣、詩歌的修道士，如像人們對我們介紹的那樣。只有在他生命臨終躺在病床上時，才能發現他的偉大，這時，即使平庸的心靈也會打動人心的。「我是多麼不幸，我真正是多麼不幸啊……我身上有錢，卻不能再守護著它！」幸而，這悲慘時刻的沉痛呼喊使蘭波和其他瀕死的人一樣看起來也有種偉大的精神。「不，不，我現在要與死亡抗爭！」年輕的蘭波面對深淵又復活了，詛咒生命不過是絕望地死亡，往昔時光的反抗精神也隨之而復活。只有這時，這個資產階級的掮客才又成為我們如此鍾愛的、悲痛欲絕的年輕人。他此時懷著恐懼與痛苦，這是不知道珍視幸福的人最終都會發生的。唯有這時才開始顯現他的激情與真相。
此外，在他的作品中的確也提到哈拉爾，不過是以最後的告別形式。「迷迷糊糊地睡在沙灘上，多麼甜美」。一切反抗者所固有的對毀滅的狂熱這時採取了最普遍的形式。蘭波所刻畫的親王不知厭倦地殺戮他的臣民，像這樣可怕的罪行，長期的放蕩不羈，這些是超現實主義所側重的主題。然而，虛無主義的頹喪情緒最終佔了上風，鬥爭、罪惡使疲憊的靈魂感到厭倦。這位慧眼為了不忘記往事而喝酒，終於酩酊大醉，沉沉昏睡，我們當代人對這種情況非常了解。他在沙灘上或在亞丁沉睡，同意世界的秩序，不是主動地而是被動地，即使這種被動是可恥的。蘭波的沉默也使人們對帝國的沉默有思想準備，這個帝國在除鬥爭之外對一切屈從的人們的上方翱翔。這個突然受金錢控制的偉大靈魂提出其他要求，起初是過分的，然後又為警察效勞。自己如今什麼也不是，這是對自己的反抗已厭倦的智士的呼喊。這是一種精神自殺，這種精神沒有超現實主義的精神受人尊敬，但影響更大。從這個偉大的反抗運動來說，超現實主義之所以有意義，不過是因為它試圖繼續唯一贏得憐愛的蘭波的事業。
超現實主義從關於這個慧眼的信件與它提出的方法中得出了反抗的苦行的規則，闡明了生存的意志與毀滅的願望之間、非與是之間的這種鬥爭，我們在反抗的各個階段都能看到這種鬥爭。由於這種種原因，與其重複那些圍繞蘭波作品的沒完沒了的評論，不如到他的繼承者那兒去追蹤他、認識他。
超現實主義是絕對的反抗，完全不屈從，破壞規則，幽默與崇拜荒誕，就其最初的意圖來說，它可定義為對一切的挑戰，永遠在重新開始的挑戰。它對一切確定的事物的否定態度是明確的、堅定的，具有挑釁意味。「我們是反抗的專家。」阿拉貢提出，超現實主義是推翻思想的機器，它首先是在「達達」 運動與貧血的享樂主義之中形成的 。應該提出「達達」運動的根源是浪漫主義。它的內部那時已經培育著無意義與矛盾。真正的達達分子是反對「達達」的，大家都是「達達」的導師。還有「什麼是善？什麼是丑？什麼東西偉大、有力、虛弱……我們不知道！不知道！」這些沙龍虛無主義者顯然受到威脅，要求他們作為世人提供最嚴格的公認的教條。但超現實主義中除因循守舊與蘭波的遺產外還有另外某種東西，布勒東 將其概括為：「我們應該放棄一切希望嗎？」
對缺少的生活的召喚伴隨著完全拒絕現存的世界。布勒東對此說得好：「我無力掌握加之於我的命運，我高傲的良心拒絕正義，因而我決不讓我的生命適應人世間一切可憐的生存狀況。」布勒東認為，思想既不能固定於生活，也不能選擇彼世。超現實主義想對這種永不平靜的不安寧做出回答。它是「思想發出的反對自己的呼喊，而且他決心絕望地粉碎這些桎梏」。他發出反對死亡與曇花一現的生存狀況的呼喊。超現實主義於是焦急不安，生活於一種受到傷害的狂怒狀態。同時刻苦自勵，高傲地毫不妥協，這就意味著道德。超現實主義是混亂的主要理論，從其根源上說，就承擔著創造秩序的責任。但它首先只想到破壞，開始是使用詩歌的詛咒，繼而用物質的鎚子。對真實世界的指控合乎邏輯地變成對創造的指控。
超現實主義的反一神論是言之成理與自成系統的。它首先堅定地認為，人是絕對無罪的，應當向人歸還「其全部的力量，而以往這種力量是歸之於上帝一詞的」。如同在全部反抗史中一樣，這種絕對無罪的思想由絕望而產生，逐漸轉變為瘋狂的懲罰。超現實主義者在頌揚人的無辜的同時，認為也可以頌揚殺人與自殺。他們談到自殺時，將其作為一種解決辦法。克瑞凡爾認為這種解決辦法「可能是最正確徹底的」，而且他如同瑞戈與瓦舍一樣自己了結了生命。阿拉貢後來譴責這類鼓吹自殺的言論。儘管如此，這種言論還是名聲大噪，而不與其他人一道宣揚它們，並不會給人帶來榮譽。超現實主義保留了它憎惡的「文學」的最壞的功能，肯定了瑞戈令人震動的呼喊：「你們都是詩人，而我呢，我與死亡在一邊。」
超現實主義並未到此為止。他選擇維奧萊特·諾咨埃或普通法的匿名罪犯作為英雄，從而在罪惡面前肯定了人的無辜。但是它也竟敢說出超現實主義最簡單的行為就是手持手槍走上街頭，朝人群胡亂開槍。而這是安德烈·布勒東1933年以來為之懊悔的一句話。除了個人及其願望的決心之外而拒絕其他一切決心的人，以及除了無意識的最高權位而拒絕一切最高權位的人，的確在同時反抗社會與理性。非理性行為的理論使對絕對自由的要求臻於完善。如果這種自由最後歸結為傑里所說明的孤獨又有何妨：「當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時，我要殺死所有的人，然後一死了之。」最主要的是桎梏已經否定而荒謬獲得勝利。在一個無意義無榮譽的世界上，唯有表現為種種形式的生命慾望是合理的，這種對殺人的頌揚如果不是意味著這一點又意味著什麼呢？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