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形而上的反抗拒絕「是」，而局限於絕對的否定，它卻熱衷於表現自己。雖然它傾心於崇拜現在的事物，拒絕懷疑一部分現實，卻遲早不得不這樣做。在兩者之間，伊萬·卡拉馬佐夫代表了聽之任之，不過是在痛苦的意義上。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反抗的詩歌始終在兩個極端搖擺不定：文學與權力意志、合理性與非理性、絕望的夢想與無情的行動。最近一次，這些詩人，尤其是超現實主義，以一種驚人的概括方式為我們照亮了從表現到行動的路程。
關於麥爾維爾，霍桑 寫道：「他雖然不信宗教，卻並未停止於此。」同樣，關於那些向上天衝擊的詩人們，也可以說他們想推翻一切，同時又在絕望地思念一種秩序。他們陷入一種極端的矛盾，想從無理性中求得理性，使不合理成為一種方法。浪漫主義的這些主要繼承者聲稱要讓詩歌成為榜樣，在最令人悲痛的詩歌中找到真正的生活。他們使褻瀆行為神聖化，讓詩歌轉變為經驗與行動的手段。的確直到他們為止，那些宣稱對社會事件與世人發揮影響的人們，至少在西方如此，以合理的規則為名，已經這樣做了。相反，超現實主義在蘭波之後想在譫妄與顛覆中找到建設的規則。蘭波以其作品而且僅僅以其作品指出了道路，不過以一種閃電般的方式，暴風雨即如此顯露出道路的邊緣。超現實主義挖掘出這條道路，為其確定了方向。超現實主義以誇張而隱晦的手法為不合理反抗的實際理論作了其最後而輝煌的表現。與此同時，反抗思想在另一條道路上奠定了對絕對理性的崇拜。超現實主義的啟發者洛特雷亞蒙 與蘭波告訴我們，表象的不合理的慾望通過何種道路可以把反抗者引到最為破壞自由的行動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