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雖然頌揚個人與惡，但並不與世人站在一邊，而僅僅為自己打算。享樂主義，不管是何種形式，對上帝而言總歸是享樂主義。個人作為創造物，只能反對創造者。他需要上帝，與之進行可悲的調情。阿芒·胡格說得很對，儘管這些作品有尼採的氣息，上帝在其中並未死亡。人們大叫大嚷所要求的入地獄罪，只不過是對上帝開的玩笑。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反抗的描述則進了一步。伊萬·卡拉馬佐夫與世人站在一邊，強調他們是無辜的。他斷言，壓在他們頭上的死刑是不公正的。他的第一次行動根本不是為惡辯解，而是在爭取正義，將其置於神之上。他並未絕對否定上帝，而是以道德價值的名義駁斥上帝。浪漫主義反抗的雄心是與上帝平等地對話，於是以惡來回答惡，以高傲回答殘酷。例如，維尼的理想便是以沉默回答沉默。這樣便意味著自己升高到上帝的水平，這實際已是褻瀆神明。但人們沒有想到對神的權力與地位表示懷疑。由於一切褻瀆言行最終都要參與聖事，因而它是一種崇敬的表示。
相反，伊萬的語調便改變了。論到上帝接受審判。倘若惡對於神的創造是必不可少的，那麼這種創造則是不可接受的。伊萬不再信賴這個神秘的上帝，而是信賴一個更高的原則，就是正義。他開創了以正義的王國代替聖寵的王國這一反抗的基本事業。同時，他開始攻擊基督教。浪漫主義的反抗者與作為憎恨的原則的上帝本人決裂。伊萬明確地拒絕基督教奧義，從而拒絕作為愛的原則的上帝。唯有愛能使我們認可瑪爾特與工作十小時的工人遭受的不公正，而且更進一步，使我們接受兒童們無可辯解的慘死。伊萬說：「假若唯有孩子們的苦難才能補足為獲得真理所必須受到的痛苦，我現在便斷言這種真理不值得以此為代價。」伊萬拒絕承認基督教宣揚的苦難與真理之間有深深的從屬關係。伊萬最驚人的呼聲在反抗者的腳下打開了最驚心動魄的深淵，這呼聲就是「即使」。「即使我錯了，我的憤怒也將堅持下去。」這就是說，即使上帝存在，即使基督教奧義中蘊含著真理，即使沙俄的村長佐希姆有理，伊萬也不能同意這種真理應該以惡、苦難與橫加於無辜者的死亡為代價。伊萬是拒絕拯救的體現。信仰導致生命的不朽，然而信仰也意味著要接受基督教奧義，並認可惡，屈從於非正義。有人由於孩子們的苦難而不接受信仰，他們便不會獲得不死的生命。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存在著不死的生命，伊萬也拒絕得到它。他絕不接受這種交易。他只接受無條件的聖寵，這樣他本人便提出了他的條件。反抗要得到一切，否則便什麼也不要。「世界上的全部科學都頂不上孩子們的淚水。」伊萬沒有說世界上無真理，他說即使世界上有真理，它也是不可接受的。為什麼？因為它是不公正的。這裡第一次展開了正義反對真理的鬥爭，這鬥爭將來也不會停止。伊萬雖是孤單一人，然而是道德家，對自己這種形而上的堂吉訶德式的孤軍奮鬥怡然自得。然而，很久以來，一個巨大的政治陰謀便企圖以犧牲正義來獲得真理。
此外，伊萬體現了拒絕獨自得救的意志。他與受苦難的人站在一起，為了他們而拒絕天國。他若信仰上帝，便會得救，但其他人會入地獄。苦難依然存在。一個懷有真正同情心並為之痛苦的人是不能得救的。伊萬繼續指責上帝的錯誤，更加拒絕信仰，猶如人們拒絕非正義與特權一樣。我們現在從「得到一切，否則什麼也不要」進而討論「拯救所有的人，否則無一人得救」。
這種極端的決心及由此而採取的態度對浪漫主義者來說已滿足矣。然而伊萬儘管也順從享樂之義，卻真正體驗到了它的問題所在，在「是」與「不」間左右為難。從這時起，他遭遇了其後果。他倘若拒絕永生，還會留下什麼呢？那就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失去了對生命的感覺，生命依然存在。伊萬說：「我活著，不管是否符合邏輯。」不僅如此，「倘若我對生命沒有信仰，懷疑心愛的女子，懷疑宇宙的秩序，相反卻堅信一切皆是可惡可怕的混亂，即使如此，我仍然要活下去」。伊萬於是活著，也愛著，「卻不知為了什麼」。然而，生活即行動，以什麼名義？若沒有不死，便沒有獎賞與懲罰，沒有善與惡。「我認為若沒有不死，便沒有道德。」而且，「我僅僅知道，苦難存在於人世，世上沒有罪人，一切都受到束縛，一切皆會消逝而得到平衡」。然而，沒有道德即再無法律：「一切都是允許的。」
當代虛無主義的歷史便隨著這個「一切皆被允許」而真正開始了。浪漫主義的反抗尚未走得如此之遠，它僅局限於此，並非一切皆被允許，但對它來說，未被禁止的則是允許的。相反，對卡拉馬佐夫而言，憤怒的邏輯將反抗指向它自己，使反抗處於絕望的矛盾之中。兩者的區別在於，浪漫派允許自己干出於好意的事情，而伊萬卻出於一致性而迫使自己行惡。他不允許自己成為好人。虛無主義不僅是絕望與否定，它尤其是使人絕望而否定一切的意志。此人熱切地支持無辜者，看到孩子們的痛苦而戰抖，他想「親眼」看到母鹿睡在獅子旁邊，受害的人擁抱殺人者。正是這同一個人，從拒絕神的一致性與試圖尋找自己的規則的時刻起，承認了殺人的正當性。伊萬反抗殺人的上帝。然而，當他思索自己的反抗時，卻從中得出了殺人的法則。若一切皆被允許，他便可以殺死父親或至少容忍父親被殺死。對被判處死刑的人的狀況進行一番深思後，得到的結論不過是認為罪惡合理。伊萬憎恨死刑（他在講一次執行死刑的情形時憤怒地說：「他的腦袋竟然以聖寵的名義被砍下了！」），但同時卻原則上認可罪惡。對殺人者全部寬恕，對劊子手卻一個不予寬容。這一矛盾沉重地壓在伊萬·卡拉馬佐夫心上，相反，薩德對此矛盾卻毫不在乎，過得輕鬆自在。
他做出深思的樣子，彷彿不死是不存在的。但同時他又說，即使不死存在，他也拒不接受。為了反對惡與死，他毫不猶豫地說美德同死一樣是不存在的，允許人殺死自己的父親。他故意接受了這個兩難推理：成為一個有道德的卻不合邏輯的人，或者成為一個合乎邏輯卻犯罪的人。他對他的複製品魔鬼說：「你要完成一件道德行為，然而你卻不相信道德，正是這種情況使你生氣與痛苦。」的確是這樣。伊萬最後提出的也是唯一使我們感興趣的問題是：人們可以生活在與保持在反抗中嗎？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這個問題使反抗思想取得真正的進步。
伊萬讓人猜出他的答案：人們只有把反抗進行到底，才能在反抗中生活。什麼是形而上的反抗的頂點呢？就是形而上的革命。這個世界的主人的合法性被駁斥後，應該把他推翻。人應當佔據他的位置。「由於上帝與不死並不存在，新的人可以成為上帝。」但是，成為上帝意味著什麼？就是承認一切皆被允許，除自己的法則外，拒絕一切其他法則。人們無需展開中間的推理即可看出，成為上帝就是接受罪惡（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知識分子們所偏愛的想法）。伊萬個人的問題是要知道，他是否要忠於他的邏輯，當他對無辜者的苦難憤怒地抗議時，他是否要接受對他父親的殺害並漠然置之。我們知道他的結論：伊萬允許殺死他的父親。他們思想過於深刻，不能滿足於表象，他過於敏感，卻不能採取行動，於是滿足於讓他人去做。然而他會變成瘋子。一個人若不懂得如何愛他親近的人，便不懂得如何去殺死他。他在難以為之辯解的道德與無法接受的罪惡之間無所適從，心懷憐憫之心卻不能去愛，孑然一身而無力援助他人，這種矛盾會扼殺這個至高無上的智者。他說：「我的思想是屬於人世間的，卻想弄清楚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東西，這有何用處？」然而他僅僅為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東西而活著，這種絕對的高傲使他脫離他對其任何東西都不喜愛的世界。
這種困境並未阻止他提出問題後隨之而來的後果：反抗在以後走向行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關於「偉大的審訊者」的傳說中已經帶有預言性地著重指出了這一動向。伊萬最後沒有把創世與造物主分離開來。他說：「我所摒棄的不是上帝，而是創世的說法。」換句話說，作為萬物之父的上帝與他所創造的一切是不可分的。他的篡奪計畫因而是道德的。他不想改造創世中的任何東西，但是，既然創世就是它現在的這種情況，他因而有權利在精神上獲得自由，其他人也跟他一道獲得自由。相反，當反抗思想接受了「一切皆被允許」與「拯救所有的人，否則無人得救」的原則，當形而上的革命從精神伸展到政治，從這個時刻起，開始了一樁新的事業，其意義難以估量。必須注意到，它也是誕生自相同的虛無主義。新宗教的預言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預見到這一點並加以宣布：「如果阿遼沙得出結論說既沒有上帝也沒有不死，他馬上便成了無神論者與社會主義者。因為社會主義，這不僅是工人的問題，它尤其是無神論及其在當代體現的問題，是巴貝爾通天塔的問題，它不靠上帝而構建起來，不是為了從大地通到天國，而是要讓天國下降到大地上 。」
此後，阿遼沙的確懷著憐憫之心把伊萬作為一個「毛頭小夥子」。伊萬竭力想控制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