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們仍有的是時間。浪漫主義及其路弗費爾式的反抗，其實只可用於想像中的冒險。如同薩德一樣，它與古代的反抗的區別在於他喜愛惡與個人。在這個階段，反抗將其重點放在其挑戰與否定的力量，忘記了它肯定的內容。既然上帝要求於人的是善良，那麼必須讓善受到嘲諷而選擇惡。對死亡與非正義的憎恨因而導致對惡與殺人的頌揚，即使不這樣行動。
在《失樂園》這部浪漫主義者所喜愛的詩篇中，撒旦和死亡進行的鬥爭成為這悲劇的象徵，由於死亡的是撒旦之子（與罪惡一道）而格外深刻。反抗者認為自己是無辜的，所以在與惡鬥爭時拒絕善，而且重又產生了惡。浪漫主義的英雄首先把善與惡深深混合在一起，可以說在宗教上是如此。這位英雄是「命中注定的」，因為命運便將善與惡混為一體，使人無法避免。命運排斥了價值判斷，而代之以原諒一切的「該當如此」，但不原諒造物主，因為只有他應當為這種令人氣憤的事實負責。浪漫主義的英雄也是「命中注定」的，因為隨著他的體力與才智的增長，惡的力量在他身上也在增長。一切權力，一切過度行為，都冠之以「該當如此」。讓藝術家，尤其是詩人成為惡魔式的，這種極其古老的想法在浪漫派作家身上得到了有力的表現。這個時代甚至有了魔鬼帝國主義，想將一切歸併於它，甚至公認為信條的精髓。布萊克注意到：「彌爾頓談到天使和上帝時之所以寫得很拘束，而論及魔鬼與地獄時卻寫得酣暢淋漓，正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屬於魔鬼一派而不自知。」詩人，天才，人，就其最崇高的形象而言，與撒旦同時呼喚：「永別了，希望；永別了，恐懼；永別了，悔恨……惡，讓你成為我的財產。」這是受凌辱的無辜者發出的呼聲。
浪漫主義的英雄於是認為自己思念善卻得不到，遂被迫做出惡行。撒旦挺身而起反對他的造物主，因為後者使用暴力欺壓他。彌爾頓的撒旦說：「雖然從道理上講是平等的，他卻藉助暴力凌駕於與他平等的其他人之上。」神的暴力便這樣明確地受到譴責。反抗者遠離這個暴虐的名不副實的上帝。「離他越遠越好」，他於是統領著一切與神的秩序敵對的力量。由於「善」是上帝出於非正義的意圖所確定與使用的概念，惡的王子便選擇了另外的道路。清白無辜自身也會激怒反叛者，因為他盲目地被騙。「由清白無辜所激怒的惡的黑暗精神」於是激起人的不公正與神的不公平並駕齊驅。既然暴力是創造的根源，便堅決以暴力回應它。極度失望使反抗處於這種滿懷仇恨而無可奈何的頹喪狀態，它經歷長期不公正的磨難，善與惡終於完全消失。維尼的撒旦——
……再感覺不到壞事與善行。
他製造不幸，自己也無歡欣。
這詩句概括了虛無主義，批准了殺人。
殺人的確變成可愛的東西，只消將中世紀雕刻家創作的魔王與浪漫派的撒旦加以比較即可看出。一個「年輕憂鬱、風度翩翩的少年」（維尼）代替了長角的野獸。「無與倫比的英俊美男子」（萊蒙托夫），孤獨而有力，痛苦而高傲，他漫不經心地欺壓他人。然而他辯解的理由就是痛苦。彌爾頓的撒旦說：「有誰敢於羨慕那個居於最高地位卻遭受無休無止的極大苦難的人。」遭遇這麼多的不公正，如此持續不斷的痛苦，會使人做出過分的舉動。反抗者於是獲得某些優勢。殺人當然不會針對他自己。但他已篤信狂熱的價值，這價值對浪漫派是至高無上的。狂熱是厭倦的反面：洛朗扎西奧嚮往冰島的凶漢。美好的感情引起了野蠻人的狂熱。拜倫式的英雄不能懷有愛情或者僅僅懷有不可能的愛情，陷入憂鬱。他孤獨、頹喪，現實使他委靡不振。他若想要使自己生氣勃勃地振作起來，則必須投入一場短暫而狂暴的行動，使自己興奮起來。去愛永遠不會看到第二次的東西，這就是在火焰與狂喊中去愛，隨即毀滅自己。人們就在這一瞬間活著，為了——
……一顆在暴風雨中受折磨的心靈的這次短暫而動人的聯姻。
——萊蒙托夫
籠罩著我們生存狀況的致命威脅使一切凋萎。唯有呼喊使人活著。昂揚亢奮的心靈置真實情況於不顧。到了這種地步，世界末日的思想成為一種使愛情與死亡、使良心與罪惡、使一切混同在一起的價值。在一個混亂的世界，存在的只有陷入深淵的生命。根據阿爾弗萊德·勒布瓦特萬的說法，那些「憤怒得渾身發抖並珍視自己的罪惡」的人們掉入深淵，在那裡咒罵造物主。這種狂亂的陶醉狀態以及達到頂點時所犯的美好的罪惡在剎那間耗盡了一生的全部意義。浪漫主義並未宣揚本義上的罪惡，它僅僅熱衷於塑造不法之徒、善良的苦役犯、豪爽的強盜之類的形象，藉以闡述要求自由的深沉的運動。鮮血淋漓的情節劇與黑色小說終於風靡一時。隨著比萊克塞古爾的問世，人們不費氣力便使靈魂中這些可怕的慾望得到解脫，而其他人則在殺人集中營中使這些慾望得到滿足。無疑，這些作品也是對當時社會的挑戰。然而，浪漫主義在起始時首先藐視道德的與神的法則。其最早的形象不是革命者而是花花公子，原因即在於此。
這是合乎邏輯的，因為這種頑固的玩世不恭，只能由不斷地肯定不公正並在某種程度上由加強不公正為自己辯解。在此階段，痛苦只有在無法治癒時才是可接受的。反抗者選擇了對最壞的事情抱形而上的態度，這表現在那種罪惡的文學中，我們至今仍未走出這種文學。「我感覺到了我的力量，我感覺到了鐐銬。」（彼魯斯·波德萊爾）然而這些鐐銬受到鍾愛。應當不藉助它們來證明或行使人們所不一定擁有的力量。最後人們在阿爾及利亞成為官僚，而普羅米修斯，與這同一個波德萊爾一起，改造移殖民的風俗。他不阻止：任何詩人若想要被接受，則應受到咒罵 。夏爾·拉薩伊打算寫一部哲學小說《羅伯斯庇爾與耶穌·基督》，每當上床時總要說一通褻瀆宗教的話，以安慰自己。反抗以服喪來打扮自己，在舞台上受人讚美。浪漫主義開創了對大人物的崇拜，而遠遠不僅是對個人的崇拜，它這時是合乎邏輯的。浪漫派的反抗再不希望有上帝的規則或統一性，他們固執地要聚集起來反對敵對的命運，沒有耐心再維持在註定要死亡的世界中那一切可能成為敵對命運的東西，於是在態度中尋求一種解決方法。這種態度使受機遇支配並被神的暴力所毀滅的人具有美學的一致性。必然死亡的命運至少在消逝以前可以輝煌一番，這種輝煌可以為它辯解。它是一個固定的點，人們只能用這個點來與仇恨的上帝僵硬的面孔對抗。一動不動的反抗者頂得住上帝的目光而未變得虛弱。彌爾頓說：「沒有什麼東西可改變這種穩固的精神，這種由於良知受到傷害而產生的高傲的輕蔑。」一切都在變動不止並趨於虛無，然而受侮辱的人堅忍不拔，至少保持著驕傲。雷蒙·格諾所發現的一個浪漫派的巴洛克藝術家聲稱，一切智者的生命目的就是成為上帝。這個浪漫者的確走在了他的時代的前面。那時生命的目的不過是與上帝求得平等，保持於他的水平。人們沒有毀滅上帝，但是以堅持不懈的努力來拒絕完全屈從於他。花花公子的行為是苦行的一種墮落的形式。
花花公子用美學的手段創造了自己的和諧一致性。然而這是一種奇特的否定美學。「在鏡子面前生活與死亡」，波德萊爾說這便是花花公子的處世箴言。的確，這與其生活是協調的。花花公子就其地位來說是反對派，始終保持挑戰的姿態。人直至此時接受了與造物主的和諧一致。當他與造物主關係破裂時，便聽由流逝的歲月擺布，失去了敏感。他因而必須重新掌握自己。花花公子們聚集起來，運用抗拒的力量使自己團結一致。他作為不遵守規則的個人已消失，而作為一個重要人物卻是一貫的。但一個要人必須以公眾為前提。花花公子只能以反對的姿態出現，只能在別人的面孔上看到自己的存在，從而保證其存在。其他人便是一面鏡子。誠然，鏡子很快便模糊不清了，因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必須不斷地被喚醒，用挑戰去刺激。花花公子因而不得不始終令人吃驚。他的志趣在於獨特，通過競爭臻於完善。他始終遺世獨立，否定其他人的價值，強迫他們也這樣。他由於不能享受人生，於是拿生命冒險，直到死亡，除了他孤獨一人而沒有鏡子的時光。對花花公子來說，孤獨無侶其實就是什麼也不是。浪漫派之所以堂而皇之地談論其孤獨，因為孤獨是他們真正的痛苦，難以忍受的痛苦。他們的反抗植根於很深的水平，然而從普雷沃神甫 的《克萊沃朗》到達達主義，中間經過1830年的狂熱分子，波德萊爾與1880年的頹廢派，一個多世紀的反抗僅滿足於輕而易舉地標新立異的膽量。人人都會談論痛苦，因為他們只有通過亦步亦趨才能超越痛苦，但他們無望做到，於是本能地認識到，痛苦是他們唯一聊以自慰的東西，是他們真正的高貴之處。
浪漫主義的遺產未被法蘭西貴族院議員雨果接受，而是由罪惡詩人波德萊爾與拉斯奈接過去，原因即在於此。波德萊爾說：「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散發出罪惡，報紙、牆壁與人的面孔無不如此。」讓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