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德是無神論者嗎？他入獄以前在《一個神甫與臨終者之間的談話》中是這樣說的，人們也這樣認為。他作品中最為殘忍的人物之一——聖奉，絲毫沒有否定上帝，而僅限於發展諾提斯派關於邪惡的理論，從中得出適當的結論。人們會說聖奉並非薩德。他當然不是。小說中的人物永遠不會是創造這個人物的小說家。然而有些時候，小說家可能同時是他創造的所有的人物。因而，薩德作品中所有的無神論者原則上都提出了上帝並不存在，理由是上帝若存在的話，怎麼會是冷漠無情、邪惡殘忍的呢？薩德最傑出的作品以展示神的愚蠢與仇恨而結束。無辜的茹絲汀在暴風雨中奔跑，而犯罪的諾瓦瑟耶竟發誓說，她若不被天上的雷電擊死，他便改信異教。驚雷終於把茹絲汀擊死，諾瓦瑟耶獲勝了，人的罪惡繼續回應著神的罪惡。這樣，不信教者的打賭便成為對帕斯卡爾打賭的反駁。
薩德對上帝的看法就是上帝是摧殘與否定人的有罪的神。薩德認為，神乃殺人者，這種情況在宗教歷史上並不罕見。人為何要講道德呢？這個囚徒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追求極端的後果。既然上帝殺害與否定人，那麼沒有什麼可以禁止人去殺害與否定同類。這種憤激的藐視與1782年的《談話》中表露的那種平靜的反抗已毫不相似。他此時大喊：「沒有任何東西屬於我，沒有任何東西來自於我。」他聲言：「不，不，不論是美德還是邪惡，一切在棺材中都混而為一。」他心境既不平靜，生活也不幸福。他說「他所不能原諒人的」唯一事情就是關於上帝的思想。「原諒」一詞在這位大談折磨的作家的筆下實不尋常。然而他所不能原諒自己的，正是他對世界絕望的看法與囚犯的狀況所絕對反駁的那種思想。雙重的反抗此後指引著薩德的理智：反抗社會秩序與反抗他自己。由於這兩種反抗在一個受迫害者的迷亂的心靈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是矛盾的，他的理智始終是含糊不清或者合理的，這要視人們是從邏輯的角度還是以同樣的態度研究他而定。
既然上帝否定人及其道德，他也會這樣做。但他所否定的上帝直到此時一直作為他的擔保人與同謀。以什麼名義？以他身上最強烈的本能即性本能的名義。正是對人的憎恨使他在監牢的鐵窗後活了下來。這種本能是何物？它一方面則是本性的呼喊 ；另一方面是要求完全佔有一切生命的盲目衝動，甚至以毀滅他們為代價。薩德以本性的名義否定上帝——他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為他提供了機械論的觀點，又使本性成為一種毀滅的力量。對他而言，本性就是性，他的邏輯引導他走向一個沒有法律的世界，那裡唯一的主人就是慾望的難以限制的力量。那裡就是他陶醉的王國，他在那裡聽到了最美好的呼喚：「讓大地上一切生命都面對我唯一的慾望！」薩德的英雄們指出人的本性需要罪惡，它必須毀滅才能創造，人們毀滅了自己就會幫助它創造。這冗長的推論的宗旨僅僅是為囚徒薩德建立絕對的自由。他極不公正地遭到壓制，於是渴求毀滅一切的爆炸。在這方面，他與他的時代作對：他要求得到的自由不是原則的自由，而是本能的自由。
薩德無疑曾夢想一個全世界的共和國，讓扎美這個有改革精神的智者為我們展示了這個共和國的輪廓。他向我們指出，反抗運動在加速發展，越來越不受到限制，其目標之一就是解放全世界。然而他身上的一切都與這個熾熱的夢想背道而馳。他不是人類的朋友，他憎惡博愛者。他有時談到的平等是個數學概念：人皆為等價物，迫害者擁有可惡的平等。他決心滿足自己的慾望，因而必須主宰一切。他真正所完成的功業就在仇恨之中。薩德的共和國並非把自由作為原則，而是把不信教作為原則。這位奇特的民主主義者寫道：「正義並不真正存在，它是一切情慾的崇拜對象。」
在這方面，沒有什麼比多芒塞在《小客廳中的哲學》中讀到的那段著名的誹謗性文字更能說明問題。這部作品有個奇怪的標題：法國人，你們若想成為共和派，便再努把力吧。彼埃爾·克洛索夫斯基正確地指出，那段誹謗性文字向革命者表明，他們的共和國是建立在對享有神權的國王的屠殺之上，他們在1793年1月21日處死了上帝，便永遠禁止自己放逐罪惡與批評有害的本能。君主制度在維護自己的同時，維護了建立法律的上帝思想。共和國完全依靠自己，品行在那裡是不受約束的。可疑的是，薩德如克洛索夫斯基所希望的那樣，懷有深深的褻瀆宗教的感情，而這種幾乎是對宗教的恐懼把他引導到他所陳述的後果。情況更可能是，他首先承受其後果，然後找到了適當的論據證明他向當時的政府所要求准許的品行是合理的。情慾的邏輯推翻了傳統的理性，把結論置於前提之上。薩德在這篇文章中用一系列令人稱絕的詭辯來證明誹謗、盜竊與謀殺是合理的，並要求在新城邦中容忍這些行為。他極其欣賞這些詭辯，從而心安理得。
然而，正是在此時他的思想是最深刻的。他以當時無與倫比的敏銳拒絕將自由與美德結合在一起。當自由是這個囚徒的夢想時，它尤其不能忍受任何限制。它是罪惡，否則便不再是自由。薩德對此基本論點從未改變過。此公宣揚的理論矛盾百出，只有在涉及死刑時觀點是一致的，而且是絕對的一致。他這個巧立名目的執行死刑的愛好者，性犯罪的理論家，從來不能容忍法律所判定的罪行。「國家對我的監禁，在眼皮下執行的斷頭刑，這些給我帶來的痛苦百倍地超過可以想像的一切監獄。」這種恐怖使他喪失了在恐怖時期 公開表示出克制的勇氣，那時他還勇敢地為岳母求情，雖然她曾使他入獄。幾年以後，諾蒂耶清楚地概括了薩德所頑固捍衛的立場而不自知：「由於極度狂熱的感情而殺死一人，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一個可尊敬的政府的部門為借口，在經過認真思考後，冷靜地讓別人去殺人，這可是令人難以理解的。」這裡所流露的一種想法為薩德加以發揮：殺人者應當以其人身償命。可以看出，薩德比我們同時代的人更講道德。
他對死刑的憎恨，開始是憎恨那些相當相信自己的品德或他們美好事業的人們，他們因此才敢於懲罰，雖然他們是有罪的。人不能同時為自己選擇犯罪而為他人選擇懲罰。應當打開牢獄，否則便證明自己的美德，但這是不可能的。人們一旦認可殺人，哪怕僅僅一次，就會普遍地認可殺人。按本性行動的罪犯不能置身於法律一方而不判罪。「若想成為共和派，便再努把力吧！」這句話的含義是：「接受犯罪的自由，這種自由是唯一合理的，並且要永遠進行反抗，如同想得到聖寵一樣。」完全屈從於惡會走向一種可怕的禁慾狀態，這會使充滿智慧與善良的共和國感到驚恐。這個共和國第一次的騷亂就焚燒了《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的手稿，可謂意味深長的巧合。它必然會揭露這種異端的自由，重新禁錮受到牽連的擁護者。這樣一來，便使他有可怕的機會把反抗的邏輯推得更遠。
全球共和國對薩德可能是個夢，而從來不是一種願望。在政治方面，他真正的立場是犬儒主義，在他的《犯罪的朋友們的社會》一書中，他公然聲稱自己擁護政府及其法律，然而卻打算違犯法律。這樣，追隨者們便投票支持保守派議員。薩德所思考的方案要求一種溫和中立的政權。罪惡的共和國不可能是全球的，至少暫時是如此。它必須裝出服從法律的姿態。然而，在一個只有殺人規則的世界，在罪惡的天空下，薩德以犯罪的本性的名義，實際只服從無窮盡的慾望的法律。然而，無限制地渴求他物，意味著被他人無限制地渴求。允許毀滅意味著自己可以被毀滅。因而必須鬥爭與統治。這個世界的法律不是別的東西，而只是力量的法律，其動力就是權力意志。
與罪惡為友，僅僅真正地尊重兩種權力，一種是在社會中可以見到的基於出生偶然性的權力，另一種是被壓迫者往上爬而撈到的權力，他們玩弄卑鄙的手段，終於和達官顯貴平起平坐。薩德以這類人物來塑造其出身寒賤的英雄。這一小撮有權勢者，這些被接納入權力階層的人，知道自己擁有一切權力。有誰若懷疑這令人生畏的特權，即使是須臾間，也會立即被貶斥，重新成為受害者。人們於是在道德上信奉布朗基 主義，一小撮男人和女人由於掌握一種離奇的知識而堅定地自居於奴隸階層之上。對他們來說，唯一的問題就是自己組織起來，完全地行使權力，以滿足其驚人的慾望。
只要世界不接受罪惡的法律，他們便無望讓全世界敬畏自己。薩德甚至從未相信他的民族會同意進行格外的努力，使自己成為「共和派」。如果罪惡和慾望不是全世界的法律，不能至少主宰一塊有限的地域，它們便不再是一致的原則，而成為衝突的起因。它們不再是法律，人會重新恢複到分散與危險的狀況。因而必須在一切地區創造一個符合新法律的世界。造物主曾使追求統一性的願望失望，而這種願望現在竭力使自己在一片小天地中得到滿足。權力的法律從來沒有耐心建立世界帝國。它必須毫不遲延地劃定它行使權力的地域，即使必須用有刺鐵絲網與哨所把它圍起來。
薩德主張，權力法律建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