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意義上的形而上的反抗只是在十八世紀末才以嚴密的方式出現在思想史上。人類進入現代時首先聽到的是城牆坍塌的轟鳴聲。從那時起，其後果連續不斷地展示出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些後果塑造了我們時代的歷史。這是否說形而上的反抗在此之前便無意義呢？我們時代的反抗範例久已有之，因為我們時代愛說自己是具有普羅米修斯的反抗精神的。然而果真如此嗎？
最初的神系告訴我們，普羅米修斯被用鐵鏈鎖在地球盡頭的石柱上，由於他不乞求寬恕而成為永遠的受難者。埃斯庫羅斯塑造了這個英雄的崇高形象，描繪他具有睿智與遠見（「我預見到我遭遇的一切不幸」），讓他呼喊出對一切神明的仇恨，陷身於「命定的絕望的海洋」，在雷鳴電閃中煎熬：「啊！你們看看我遭受了何等的不公平！」
因而不能說古人不知道形而上的反抗。他們遠在撒旦之前就已經樹立起一個痛苦而崇高的反叛者形象，為我們創造了關於反抗精神的最了不起的神話。古希臘人有無窮無盡的天才。他們雖然創作了許多順從與謙恭的神話，但也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反叛的典範。普羅米修斯的某些特點依然活在我們當今的反抗之中，例如，與死亡鬥爭（「我使人類擺脫了死亡的糾纏」），救世主降臨說（「我在他們身上培育了盲目的希望」），博愛（「我由於太愛人類而成為宙斯的敵人」）。這是無可辯駁的。
人們不能忘記，《帶來火種的普羅米修斯》，即埃斯庫羅斯三聯劇的最後一部，宣布反叛者被寬恕而統治世界。古希臘人並未毒化任何東西。他們雖然極其勇敢大膽，但一直忠於他們奉為圭臬的準則。他們起而反抗的並不是造物主，而是宙斯，他不過是眾神中的一位，其生命也是有限的。普羅米修斯自己是個半神。他的反抗只是出於一些特殊的恩怨與對善的爭議，而非善惡之間普遍的鬥爭。
這是因為，古代人即使相信命運，但首先相信的是他們生存於其間的自然。反抗自然界無異於反抗自己。此乃徒勞無益之舉。那時唯一考慮嚴密的反抗就是自殺。希臘人的命運自身是種盲目的力量，人們受到它的支配，猶如遭遇自然力量一樣。對希臘人來說，過分行動的頂點就是用棍子擊打海洋，純屬野蠻人的瘋狂行為。古希臘人無疑也描繪過分之舉，既然存在著這種行為。他們賦予它一定的地位，但加以限制。阿喀琉斯在帕特洛克羅斯 死後向仇敵的挑戰，即一些悲劇英雄對命運的詛咒，都未完全否定神祇。俄狄浦斯知道他並非無辜。他身不由己地成了罪人，從而受命運支配。他口出怨言，但未發出不可彌補的詈罵之聲。安提戈涅 即使進行反抗，也是以傳統的名義，為了讓兄弟們在墳墓中安息，使那時的禮儀得到遵守。在某種意義上說，她的反抗是種反動。希臘人的思索，這種有兩張面孔的思想，宛如凄愴欲絕的樂曲，讓人幾乎永遠聽到俄狄浦斯永恆的話語。他雙目失明，處境悲慘，認識到一切皆是天意。「是」與「不」獲得平衡。柏拉圖預先塑造了一個尼采哲學的典型卡利克萊斯，他呼喊：「讓一個有優良天性的人出現吧……他逃走了，踐踏了我們的準則，我們的巫術，我們的咒語以及那些無一例外違反自然的法律。我們的奴隸揭竿而起，顯示出自己是主人。」即使此時，柏拉圖依然說出了自然一詞，儘管他拒絕法律。
形而上的反抗提出一種關於造物的簡單化的見解，是希臘人所不可能有的。對古希臘人來說，一方面沒有神，另一方面沒有人，有的只是從人走向神的台階。與犯罪相對的清白無辜的思想，一切歷史可歸結為善與惡鬥爭的見解，他們不知其為何物。在他們的大地中，錯誤遠遠多於罪惡，而唯一的根本罪惡就是過度的行為。相反，我們的世界中不再有錯誤，唯有罪惡，而第一樁罪惡就是適度。人們這樣來解釋我們在希臘神話中體味到的殘暴與寬容的奇特結合。希臘人從來沒有製造思想，與他們相比，我們落入一個壁壘森嚴的陣營。反抗被認為僅僅是反對某個人。神是造物主，對一切負責，這一概念賦予人的抗議以意義。因而可以說，反抗的歷史在西方世界與基督教的歷史是不可分的。必須等到古代思想的最後時刻方可看到，反抗開始在過渡期的思想家那裡找到其語言，無人比伊壁鳩魯與盧克萊修 講得更深刻。
伊壁鳩魯深深的憂愁發出一種新的聲音。這種憂愁無疑來自於對死亡的焦慮，這在希臘人的思想中並非陌生之物。然而，這種憂愁的哀婉情調給人以啟示。「人們可以有把握地與各種東西對抗，然而對於死亡，我們統統都像一座被摧毀的城堡中的居民一樣束手無策。」盧克萊修進一步說：「這個廣袤世界上的物質最後皆歸於死亡和毀滅。」為何不及時行樂？伊壁鳩魯說：「我們等待復等待，白白消耗了生命，將來都會痛苦地死去。」因而必須享樂。然而是何等奇特的享樂呀！這就是堵塞城堡的牆壁，生活在寧靜的黑暗中，有麵包和水則足矣。既然死亡威脅著我們，便必須指出死亡算不了什麼。伊壁鳩魯如同埃彼克森與馬克·奧萊勒一樣，將死亡置之度外。「死亡對我們何足道哉，因為已溶解之物不復有感覺，毫無感覺之物對我們已無所謂。」這就是虛無嗎？不是，因為世界上的一切均為物質，死亡只不過意味著回歸為元素。生物，就是石頭。伊壁鳩魯所提到的奇特的享樂所指的主要是沒有痛苦，這是石頭的幸福。為了擺脫命運，伊壁鳩魯扼殺了感覺，首先扼殺了感覺的第一聲呼喊，即希望。人們會發現，我們偉大的古典作家也採取這種令人驚嘆的態度。希臘哲學家對神祇的說法不過是這種意思。人的一切不幸皆來自希望。因為希望使人脫離城堡的寧靜，讓他們期待拯救。這種不理智的行動造成的後果僅僅是打開已經細心包紮好的傷口。伊壁鳩魯不否定神祇的原因即在於此。他把神祇遠遠排斥開，從而只能把靈魂重新禁錮起來。幸福而不死的生命沒有任何煩惱，也不為任何人製造煩惱。盧克萊修更進一步：「無可爭辯，神明們就其天性來說，就是在極度的平靜中享受著長生不死，完全擺脫了我們的煩惱。」讓我們忘記神明，永遠不去想他們，「你們白天的思緒與夜間的夢境便不會使你們心靈紛亂」。
我們以後會重新讀到反抗的這個永恆的主題，不過有很大的差異。一個既無獎賞又無懲罰的神，一個耳聾的神是反抗者們唯一的宗教方面的想像。維尼 咒罵神明緘默，而伊壁鳩魯則認為，既然人皆有一死，其沉默比神的話語能更好地為此命運作好準備。這位奇特的思想家殫精竭慮地在人的四周建立圍牆，修築城堡，無情地窒息人類對希望的難以抑制的呼喚。伊壁鳩魯就是在完成這一戰略撤退之後，猶如人類中間的一尊天神，高唱凱歌，充分顯示了他反抗的防禦性。「啊，命運，我挫敗了你的詭計，我堵死了你可以襲擊我的一切道路。我們既不會被你，也不會被任何惡勢力征服。但不可避免地動身的鐘聲響起時，我們會蔑視那些徒然抓住生命不放的人，唱出這首美妙的歌曲：啊！我們的一生過得多麼有價值啊！」
盧克萊修是他的時代大大推進這個邏輯的唯一的人，使之進入現代的要求中。從根本上說，他對伊壁鳩魯的觀點並未增添任何東西。他自己同樣拒絕任何超越感覺的理論原則。原子是生物的最後歸宿，生物回歸為最初的元素，成為一種看不見也聽不到任何東西的不朽之物，一種不朽的死亡。盧克萊修如同伊壁鳩魯一樣認為，這是唯一可能的幸福。然而，他必須承認，原子並非是自己聚集在一起的，而要服從一種更高的規律，最後仍要聽從於他所否定的命運。他承認有種偶然的運動，原子因此而彼此相遇並結合在一起。我們應注意到，他這樣便已經提出現代的那個重大問題，即人們想免於受命運主宰，但最後又為偶然性所控制。因而現代的智者竭力重新賦予人一種命運，但這次是歷史的命運。盧克萊修並不是這樣。他憎恨命運與死亡，滿足於陶醉的大地，原子在這裡由於偶然而產生出生命，生命又偶然地化為原子。但他的詞語顯示出一種新的感覺。盲目的城堡變成了有壁壘的營地。「世界的城牆」，這是盧克萊修詞語中的一個關鍵用語。當然，這個營地中最大的事情是使希望保持沉默。伊壁鳩魯有條不紊的捨棄變為令人戰慄的禁慾，它有時受到咒罵。對盧克萊修來說，虔誠無疑是「能夠以一種無任何東西會擾亂的精神觀看一切」。然而這種精神卻為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而戰抖。在憤怒逼迫下，關於罪惡、無辜、犯罪與懲罰的新概念，在有關萬物本性的那部偉大的詩篇中傳播。人們在其中談到「宗教的第一次罪惡」，即無辜的伊斐革尼婭 被送上祭台，談到神明的下述特點，他們常從罪犯身旁走過，卻對無辜者施以冤枉的懲罰，奪去他們的生命。盧克萊修之所以嘲諷對另一個世界懲罰的恐懼，完全不像伊壁鳩魯一樣是出於自衛性的反抗行為，而是出於進攻性的判斷：既然我們從現在便看到善未受到獎賞，那麼為何要懲罰惡呢？
伊壁鳩魯自己在盧克萊修的史詩中成為傑出的反叛者，而其實他並不是。「在所有的人眼中，人類在大地上過著卑賤的生活，為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