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我又做夢了。
夢見數也數不清的錢從開了的「天眼」中飄落下來。那些搶錢的人都被錢埋葬了。夢見大表哥依然打著瞌睡。
我以前做過這樣奇怪的夢。
早上起來，頭痛欲裂。每當這種時候，就有什麼把我和村子聯繫起來的事情要發生了。我把一個預定的採訪推遲了一天，到辦公室守著電話機坐了下來。剛抽完兩支煙，電話就響了。
電話是律師打來的。
大概是我的聲音像我難看的臉色一樣吧。
律師問：「怎麼了？」
「頭痛啊。」
「老兄，你怎麼那麼心事重重啊」，幾次接觸下來，我和律師已是比較近乎的朋友了。「當事人也沒有你心情沉重啊！」
「我要是當事人也就不會那麼沉重了。」
「看了材料，我想力爭個監外執行還是有把握的。農民嘛，沒有什麼影響的。」
「是啊，也不能再怎麼樣了，農民嘛。紅也罷，黑也罷，都是種地吃飯。」
「你太沉重了。」
「哪個來告訴我一個不沉重的辦法吧。」
「來當律師，當三年，你就覺得過於沉重也沒多大意思，於事於世無補的呀！」
放下電話，我想夢中預兆的事完了，頭痛也輕一些了。其實我也不是個事事處處都顯得那麼沉重的人，只是這麼多年來，故鄉村子發生的事情都不是叫人輕鬆的事情。
想到街上逛逛去了。想到文化宮去打打橋牌，或者找幾盤錄像帶回家放一放。一句話，輕鬆一下。
正穿外套，辦公室的門響了。好像是被敲響了。敲門聲很輕，很猶疑。我叫進來，卻沒人進來。
「哪家的孩子吧。」同事說。
「不是小孩。」拉開門果然不是小孩。我雖有所預料，但怎麼也沒有想到是勒珍。「老鄉來了。」
「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同事說。
勒珍一進門，就用頭巾捂住嘴哭起來了。同事迴避了，她才哭出聲來。
「聽說你把你大表哥救出來了。」
我說我怎麼能救他，法律無情。她說村裡人人都知道了你給他弄了個判了刑卻不坐監獄。「給我家歪嘴也弄個一樣的吧。我求你了。他的親弟弟也不管他了。當年歪嘴是怎麼樣供他上學你是知道的。」
「他弟弟就是辦這種事的，你叫他怎麼去管啊！」
「你救救他。」
勒珍「咚」一下就跪在我面前了。我趕緊把她扶起來，坐下。她老了，頭髮已經有些花白了。可能是歪嘴進了監獄的緣故吧，她的臉色憔悴，眼袋下垂，像那些老年婦女鬆弛得一塌湖塗的乳房，臉上再也找不到一點點當年那個美好的影子了。
「試試看吧。」
這個女人，和同一個案子中的三個男人都有過感情糾葛。生活的新的創痛與困苦使舊有的傷痕很快平復了，和她的美貌與真情一齊變成了過眼雲煙。她嘮嘮叨叨向我哭訴了許多。五個娃娃，兩個是黑的，年年得交好幾百元的罰款；歪嘴打獵，又因獵殺保護動物，罰款，家家都修新房，都佔了地，偏偏他晚修，佔了地，罰款；買了一台拖拉機，漏交養路費，又被罰款。
我問：「他以前盜伐過木頭嗎？」
「有過，還被抓過一次，拘留了半個月。」她說，「他態度好，啥子事情都交代了。國家政策也懂，坦白從寬。」
我想說：「這下完了。慣犯。」但終於忍住沒說出來。
我給她一條煙，要她探監時捎去。她千恩萬謝收下。我問：「覺巴這幾年還那麼多瞌睡嗎？」
她的神情卻更加凄楚了：「可不是嗎？瞌睡剛醒，就給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