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1、156與157號座位

這次歐洲之行前,加繆這位創意豐富的作家、對妻子心懷愛意卻被欺騙的丈夫,曾經給瑪格麗特和讓娜寄過一封充滿活力的信,在他眼中她們既令人放心又能保守秘密:「有些問題需要你們儘快幫忙。昨天勞動劇團開會討論了36至37年的劇目表,按順序是:1.高爾基的《底層》;2.馬基雅維里的《曼陀羅花》+重排《輕蔑的時代》;3.巴爾扎克的《伏脫冷》;4.《塞萊絲蒂娜》。」

戲劇是加繆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撰寫高等教育文憑論文、照看西蒙娜、幫人做課外輔導、創作文學隨筆,以及從事黨組織活動和健康受到威脅的同時,他一直從事著戲劇活動。他意志堅定,全身心投入到戲劇當中。作為組織者而不僅僅是柏拉圖和普羅提諾抽象觀念的思考者、論述者,他非常喜歡可以感知的東西、具體的事物、艾蒂安舅舅做木桶的刨花氣味。在給那兩位形影不離的女友瑪格麗特和讓娜的信中他還說:「排練上述劇目需要劇場,我建議可以考慮一種組合辦法:如果阿爾及爾的『互助大廳』合適的話,我可以去找那位女經理,坦率地向她介紹我們的情況(一個民間劇團、要負擔額外設置布景的開銷,等等),詢問她在這種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是否同意跟我們簽訂一個為期一年的合同,其中可以向她註明我們提供的各種保證。此外瑪格麗特您曾經跟我提到,波爾若也許可以給我們推薦一處地方……」不切實際的想法!亨利·波爾若的父親呂西安·波爾若是阿爾及利亞最大的財主之一,經營著上千公頃的拉特拉普農莊,還部分擁有阿爾及爾的各家燒酒廠以及巴斯多斯捲煙廠。

小學時代加繆就很樂意扮演達達尼昂的角色。讀中學時,他非常喜歡閱讀莫里哀和馬利沃筆下的人物情節。他不僅僅是喜歡戲劇,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或者站在舞台上時對其都有種需要。在現實生活中,無論喜劇還是悲劇他演起來都得心應手。就像歌唱演員在編排一組歌曲時常做的那樣,他會為自己穿插進一首既滑稽又讓人揪心的歌曲。阿爾及爾人懂得對待憂鬱情緒不能太認真。在他撰寫的書信與其他文字中,加繆變成了自己筆下的一個人物、變成了自己的導演。

他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說起話來總是大嗓門,愛嘲諷,會做戲。教養院、體育俱樂部、童子軍都給人以喜劇感。 不過在加繆看來,阿爾及爾是片戲劇的沙漠。興趣廣泛的阿爾及爾人喜歡法國來的劇團,喜歡高乃依、拉辛、說唱藝人、埃杜阿爾·布爾岱和亨利·伯恩斯坦。這座城市為一家歌劇院提供資助,連不識字的人也經常跑去,為的是聽男高音在唱高音C時能不能唱上去。由於卡爾桑蒂劇場的贊助,歌劇愛好者們在林蔭大道觀看演出還能得到免費飲料,這是高雅藝術在當地最商業化的形式之一。加繆和朋友們瞧不起這家劇場的旁門左道及其色情放蕩。進步的年輕人既不喜歡亨利·巴塔耶也不喜歡馬塞爾·巴尼奧爾。電影方面他們感興趣的是藝術影片和政論影片,馬克斯-波爾·富歇主持的勞動影院就放映這類片子。

通過參加黨組織活動以及戲劇活動,加繆發現自己除了具有魅力外,還有領導才能。加入了共產黨,能為戲劇做些什麼?藉助戲劇又能做些什麼呢?如何才能迫使觀眾認可一種既不粗俗,又不過分通俗(就該詞最壞意義而言)的大眾戲劇呢?如何賦予埃斯庫羅斯、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亞和馬洛的經典劇目以新的生命呢?還有法國的古典劇作家、西班牙黃金時期的劇作家:費爾南多、卡爾德龍、塞萬提斯?加繆偏好作為劇作家的紀德,他在考慮改排大導演們的劇作,改編普希金的作品。他不想只滿足於當演員和導演,同時還在探索一種戲劇理論,並且在雅克·高博那裡找到了。從巴黎回來的路易·貝尼斯蒂介紹了那邊的戲劇情況:迪蘭、彼托耶夫夫婦、傳統戲劇與先鋒戲劇,尤其是新科隆彼耶劇團。加繆在自己制定的節目單中引用了高博的一句話:「就劇團是一種工作、探索、勇氣而言,我們可以說它們被建立起來不是為了獲得繁榮,而是為了持續而不屈從地存在。」他首先想到的是應該以簡約布景搬上舞台的那些劇本。高博反對自然主義和象徵主義,他的職業清教主義以及他對功利的淡薄很合加繆的胃口。加繆所做的是將導演隱藏在演員背後、將演員隱藏在劇本之下,伴之以露天舞台和簡潔的布景服裝。

1936年1月25日,希特勒在回答《巴黎晚報》採訪時明確表示德國打算收回自己的殖民地。這一天,保守的也即極端社會主義的《阿爾及爾回聲報》在文章中報道:「今晚9點15分,勞動劇團將在巴伯·埃勒-烏埃德的帕多瓦尼大廳開始公演,劇目為安德烈·馬爾羅為維護失業者利益而作的《輕蔑的時代》。入場券:4法郎。領勞動救濟金的失業者可以免費入場。」

初試身手的加繆在改編這部作品時嘗到了宣傳鼓動的滋味,他和同伴們一起工作了3個月,並請馬爾羅看了對其篇幅很長的中篇小說《輕蔑的時代》所作的改編,於是就有了馬爾羅這份令人振奮的電報:「上演吧。」藝術可以逃避象牙塔。《輕蔑的時代》這部反映社會現狀的作品,或者按其作者的話說「一部平庸之作」,被題獻給:

那些希望我轉達其遭遇及信念的德國同志……

《阿爾及爾回聲報》在劇評中友好地提到該場演出「在社會各階層觀眾」那裡獲得了成功,文章作者是與加繆圈子關係友好的呂西安娜·讓-達魯。勞動劇團擁有一個朋友圈子,範圍所及也包括一些右翼方面的友人,失聰的巴呂岡夫人在《阿爾及爾回聲報》主持音樂專欄,她也發表了一篇肯定這次演出的文章。

《輕蔑的時代》原作由8個短章構成,講述共產黨人卡斯納在被納粹審問之後逃離的經歷。這個故事很適合劇團的排演條件以及初涉劇壇的改編者的能力。加繆將其改為兩幕劇,包括幾個抒情宣敘調式的短暫場面:身處囚牢的卡斯納以及他所接受的審訊、他與妻子的幾次重逢、一個讓觀眾也參與其中的民眾大會場面。加繆當年對原作進行改編時的一些工作照被保存了下來。這位年輕人知道如何改編,而且技巧高明。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小說初次發表後馬爾羅所加上的序言,他以閃爍的啟示和不容置疑的概括闡明了自己思想的發展脈絡,這讓加繆著迷:「我們可以樂於將藝術一詞的含義理解為嘗試給予那些不知道自己身上高貴之處的人以自我意識。」馬爾羅在序言中反對將文學作品當作宣傳工具,他明確表示:「毀滅藝術作品的不是激情,而是那種企圖作出證明的意願。」在這次改編中,加繆運用了一種演示的藝術。作為共產黨享有特殊威信的歷史同路人,馬爾羅還寫道:「對人的輕蔑在政治家們那裡經常存在,但是秘而不宣。」加繆了解納粹對人的輕蔑。法國的進步年輕人將會牢牢記住馬爾羅序言的精彩結尾:「做人是困難的,尤其當加深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並不比強調他們的差異更為容易的時候。」

加繆沒有忘記德國人皮斯卡托爾、俄國人邁爾霍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教導。他對劇本的分割讓參與排戲的朋友夏爾·蓬塞想起「一種悲劇性的連環畫」。 劇團在帕多瓦尼大浴室演出,這是巴伯·埃勒-烏埃德的一處大眾設施,包括一個長40米、寬15米的大廳和一些供洗浴者用的小間浴室。每逢星期天,人們都到這個面朝大海、隔著一道落地玻璃窗的大廳來跳舞。演戲的舞台就位於大廳最裡面,雖然只是搭建在一堆餐館用的桌子上,但並不會坍塌。 現代風格的布景由路易·米蓋爾設計製作:幾件道具、椅子、搖籃、牆上飾有雕刻。這些初學布景設計的人使用天然黃麻帆布,在上面畫出石塊,還使用在布景燈照射下變為透明的大網眼羅紗。

每逢星期六的傍晚,大約會有七百來名觀眾來到這裡,星期天下午也會來同樣多的人。阿爾及爾省安全局的一名探員特別指出,每逢星期六這裡會有三百來個婦女,「其中包括一些妓女」。 晚上10點45分左右劇團會發出呼籲,希望人們關心被監禁的德國共產黨領袖台爾曼的處境,他是卡斯納這個人物的原型。熱情高漲的觀眾們對此前上演的一齣戲已經完全贊同,按照當時形勢的要求,共產黨人卡斯納在那齣戲中被改扮成了民主人士,每個人都可以站在他一邊,對納粹表示仇恨。由羅貝爾·納米亞裝扮的一個演說者面對人群發表演講,聽眾們一片激動。據《社會鬥爭》的報道,受到激勵的聽眾們唱起了一節《國際歌》。受人尊敬的阿爾及爾大學文學院教授、1930年創辦了阿爾及爾博物館、現任管理員的阿拉扎爾舉起了拳頭。瑪格麗特·多布萊納身穿俄羅斯農婦的服裝,戴著一條頭巾,從右側被燈光照亮的一個壁龕處大聲喊道:

「弗拉基米爾·伊利奇深愛著人民!」

隨著時間的推移,由加繆導演的這次演出以及其他演出的故事已經變成了傳奇。那些業餘演員的演技究竟如何?部分觀眾認為他們的水平值得稱道,另一些覺得只是勉強過得去。 他們在台上高聲喊叫,那是因為他們的年齡以及劇本的改編處理本身就適合於叫嚷。加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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