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見過母親數數的情景——她不識字。他了解貝爾古工人的窮困處境，也稍微知道一些阿拉伯人的苦難。他靠教課每月掙大約1千法郎，當時一升食用油或一打雞蛋的價格為5法郎，一公斤咖啡13法郎。他所尋求的不僅僅是社會的公正或與種種不平等現象進行鬥爭，而且是一種神秘主義的東西。他的共產主義既有經濟和道德的內涵，也有形而上學的內涵。
法國共產黨以工人階級的政黨和博愛的政黨自居，只有這一點能贏得人們對它的支持，而不是某種作為人類歷史承擔者的無產階級的理念。加繆要保衛當女傭的母親、當箍桶匠的艾蒂安舅舅，以及住在里昂街的那些人。他加入共產黨也是為了尋找一個世俗的教會。阿爾及爾的共產黨人數不多、受到迫害、處於半非法狀態，猶如地下活動時期的基督教徒。共產黨反對戰爭，但並不反對所有戰爭。作為戰爭孤兒，加繆對這種帶有和平主義表象的意願很容易動心，領導者將此當作一種策略，下層民眾則對其懷抱信念。由國際和平戰士聯盟阿爾及爾分部散發的一份傳單表達了當時的和平主義氣氛，1914至1918年的現實被用技術術語描述如下：「戰爭將會波及各階層民眾，……導致老人、婦女、兒童的死亡，或者至少造成全面的恐慌與瘋狂。催淚瓦斯會刺激眼睛、黏膜、呼吸器官和胃部。」 法蘭西學院教授、法蘭西研究院院士、共產黨的同路人保爾·朗日萬宣稱：「……在目前情況下，只需要一百架飛機，每架裝載一噸瓦斯窒息炸彈，就足以將巴黎覆蓋上一層20米厚的瓦斯氣體。」對於阿爾及爾10架飛機就夠了。 左翼的信徒或者非信徒都以為和平就此有了保障，窮人將能得救。以下的簡要思路在加繆看來能夠接受：一方面，阿爾及利亞和法國的反動資產階級都應該被阿拉伯和法國無產階級革命者推翻，因為資產階級與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沆瀣一氣。另一方面，應該在全世界實現社會主義。和天主教一樣，共產主義作為完美的人類社會模型，標榜能夠拯救全人類。有誰比共產黨更能以蘇聯作為誇耀呢？儘管沒有引申出一套關於阿拉伯農民和工人的理論，加繆在自己加入共產黨的行為中還是看到了保護「土著」的可能性。格勒尼耶認為人民陣線的騷動更多影響到的是歐洲移民而不是阿拉伯人。他說得對，不過這位優秀的教師是從上往下俯視阿拉伯輿論的，他曾經寫道：「你要求那些目不識丁的人呼喊『全世界都建立蘇維埃！』，他們呼喊的卻是：『人人都有鞋子穿！』」
加繆經常去里昂街看望母親。貝爾古受到了警方的監視。土著事務總秘書處和警察總局的警長科克蘭先生曾提到：「在對著里昂街147號的馬拉布公墓外牆上，塗有阿爾及利亞獨立萬歲」的字樣，旁邊畫著鐮刀和鎚子。這位警長手裡還掌握有「在布拉賽勒街各處小便池裡發現的」顛覆性張貼傳單。
從1931年到1936年，共產黨都在其傳單上進行保衛「土著人」和反對殖民主義的宣傳：
共產黨與共青團
致阿爾及爾的阿拉伯和卡比爾人民書
法帝國主義為了繼續奴役我們、把我們尋求解放的一切努力都扼殺在血泊中、讓我們充當炮灰為其利益服務，在多次攻擊我們的民族習俗之後，最近又向廣大土著人民發起了挑釁，在先知誕生節時舉行航空演習……
反法西斯主義、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這對於加繆來說已經囊括了一切。 一個名叫阿馬爾·烏茲迦納的阿爾及爾共產黨員給加繆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烏茲迦納看來，但凡歐洲人，哪怕是共產黨人，在最好的意義上也仍然是主張家長式統治的，而在最壞的意義上則是殖民主義者。 他注意到，共產黨人將天主教和伊斯蘭教都當作麻痹人民的鴉片加以反對，而把無神論作為先決條件。在他眼裡加繆要遠比其他人頭腦更少僵化、更為清醒。加繆與代表穆斯林賢哲的伊斯蘭教學者會的同情者們也經常交往，其中包括在「進步社」聚會的本·巴蒂斯和埃勒·奧克比教長。加繆贊同烏茲迦納的觀點，希望推動共產黨在阿爾及利亞的本土化。不過如何發展黨員呢？他與當地的無產者、阿拉伯及卡比爾商販並沒有深交，所接觸的人都局限於精英階層。他喜歡黨員們身上的那股熱情，在給弗雷曼維爾的一封信中曾寫道：「我覺得共產黨人的相互關係中比他們的政治主張中存在更多的真理。」他將人與言詞區分開來：「一次工人之間的聚會總是比一篇《公社》刊物上刊登的演講更能讓我感動。」
這位盡職的黨員也是一位細心的電影觀眾：「昨天我在勞動電影院（親共產黨的電影俱樂部）看了一部蘇聯電影《劃破的鞋子》，看完出來非常激動。……正是通過電影里的那些事物、那些行為、那種生活，我有時能感覺到新型共產主義的全部分量，因為這個原因我特別欣賞馬爾羅。」 加繆就是這樣發現了共產黨人之間的友愛。
西蒙娜一直住在診所里，加繆抱怨道：「我一個人在這兒生活太孤獨了。我常去貝爾古，在那裡我才真正找到自己的感覺。」通過黨組織的關係，他與貧民區的男女老少在思想感情上息息相通。在他寫給布爾什維克黨員克洛德的信末有這樣一句附言：「你認為共產主義能夠向宗教開放嗎？」加繆將讓娜·西卡爾和瑪格麗特·多布萊納發展為黨員，後來弗雷曼維爾也回到阿爾及爾與黨小組成員匯合。起初阿爾及爾還沒有黨支部，為了培養阿爾及利亞幹部，巴黎的上級機構在馬賽開辦了由艾蒂安·法戎主持的培訓班。 加繆沒有參加這個培訓班，也沒有去聽由讓·善特隆主辦的為期15天的短訓班課程。他對這位又名巴爾泰勒的法共駐北非代表懷有好感。巴爾泰勒-善特隆很少見到加繆。 這位自學成才的黨代表在派駐北非之前只接受過有關非洲知識的粗略培訓，他曾經在莫斯科見到過斯大林本人，在法共的一所幹部學校接受了速成培訓後，他獲得了在阿爾及爾授課的資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原理；國家問題；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他曾收到過法共殖民地委員會一名委員下達的與黨的方針相悖的指示，那人是《人道報》前主編安德烈·莫雷爾，又名費拉。莫雷爾支持「土著人」反對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在離開巴黎之前，善特隆與法共書記多萊斯單獨見了面。多萊斯強調「在突出反帝鬥爭的同時，不應該忘記如果我們不阻擋法西斯主義，那麼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如同法國、阿爾及利亞以及所有人民的社會解放一樣將被無限推遲，並且蘇聯的存在本身也將受到戰爭的威脅。」列寧主義的辯證法確信整體中的部分有時會與整體產生矛盾，眼下的「土著」群眾就屬於這種部分的情況。
善特隆工作的黨部所在地外表看上去是一個文具店，位於貝爾古里昂街66號，離桑德斯-加繆家住的房子不遠。他負責阿爾及利亞三個省的黨務，手下有「150名黨員，大部分是法國裔，只有百分之十……是阿拉伯-柏柏爾裔，而他們卻代表著阿爾及利亞全國90％的人口。」阿爾及爾的警察局弄錯了情報，統計的共產黨人數比實際更多，而善特隆所處的有利位置使他比警察局的線人更清楚情況。阿爾及利亞共產黨的人數並不多，當局能夠對他們進行圍捕。此時加繆入黨已經一年。
巴黎的法共政治局對阿爾及利亞年輕黨組織的狀況感到擔憂，向阿爾及爾派遣了代表馬塞爾·吉通，他在1936年10月17至18日於巴伯-烏埃德的亨利-巴比塞大廳召開的黨代會上發表了講話。經過一場選舉把戲，幾乎所有的阿爾及利亞黨員——但加繆除外——都成了會議代表，其中包括67名歐洲人和62名「土著」，這是為了給人以「土著」與歐洲人在黨的決策機關內地位平等的印象。一個名叫保爾·埃斯托日的代表批評人民陣線的活動「沒有支持殖民地獨立的要求」，希望法共採取有利於這些要求的立場。吉通回答：在阿爾及利亞首先應該與之鬥爭的是法西斯主義，而不是殖民主義。如果先向殖民主義發起攻擊，就會落入一種「托洛茨基主義的政策」。吉通解釋說人民陣線並不是共產黨，言下之意：我們沒有在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誰要說共產黨不支持「土著」的獨立要求那將是錯誤的。
在共產黨地區機構正式書記巴爾泰勒的身後，還有一批歐洲人和阿爾及利亞人，其中包括烏茲迦納、本·阿里·布科爾、卡杜爾，以及無所不能卻並不叫嚷自己已經入黨的夏爾·埃斯古特。他是建築師P·A·埃默里的內兄，幾何學家，家庭中的好父親，現在擔任阿爾及爾人民陣線的總書記。他曾私下向個別同志吐露過一些有趣的想法，但從來不在公開場合這麼說：「沒有鎮壓懲罰就沒有社會主義。」
黨組織敦促加繆做事。他帶動了人民陣線和阿姆斯特丹-普雷耶爾委員會下屬的一些組織。1936年4月2日，他的活動被寫進警方兩份相互印證的報告中，一份是省安全局的，另一份是警察總局的。 前一份報告估計在呂伊索區斯岱拉電影廳舉行的一次集會有150人參加，第二份報告則估計人數為140。安全局的報告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