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時常寫下一些創作手記。 比起快速記錄自己生活並加以評判的普通日記來，這些手記成了他文學創作的工具。他在其中為未來的作品草擬一些精彩的片斷、談論自己以及有待塑造的人物、思索時間與空間、尋找「分寸感」。他身上沸騰著某種無節制的衝動，說自己過著「一種混亂的生活」，因而要在紙上將自己的混亂加以整理。在這些手記里，以嘲諷語氣直接提到的第三人稱「他」代替了第一人稱「我」，彷彿對其他人說話更容易與自己拉開距離。加繆曾於1935年（沒有標明具體時間）寫道：「他在真誠的時候會感到自在。」這種真誠與作為其平衡力量的詼諧同樣重要。「將我們從極端痛苦中拯救出來的，就是這種被拋棄的孤獨感……這種被拋棄的感覺極其悲哀地充滿了我們全身，令我們感到憤怒。……幸福常常不過是對自己不幸的同情。」這段話講的既可能是未來小說中的某個人物，也可能是加繆自己。在1935年的這些手記中，他回顧了自己的童年：「小時候，我曾向別人要求超出他們能力限度的東西：持久的友誼、不變的情感。」如今他已22歲。「我已懂得向別人要求低於他們能力限度的東西：簡簡單單的同伴而已。這方面最完美的人是誰？加里耶羅。至於別人的情感、友誼、高尚行為，在我眼裡均屬奇蹟或曰意外的恩賜。」
作為投入行動之前的一次後撤，作為對母親祖籍呼喚的回應和對祖籍的敬意，加繆和妻子一起遊覽了帕爾馬。西班牙是他的第二故鄉，在他眼裡既帶有神話色彩又是活生生的現實。一路上他流連於各處名勝，也享受著自己苦澀的樂趣。他喜歡聖弗朗西斯科的隱修院、各地的港口、聖安東尼奧的修道院，以及伊維薩的海灣。格勒尼耶和帕斯卡爾仍然深深地影響著他。將這次遠足的印象整理清晰之後他在手記中寫道 ：「旅行的代價是恐懼。在某個時刻，由於遠離家鄉和母語（這種時候一份法文報紙會變得無比珍貴；還有那些傍晚坐在咖啡館裡與別人手肘緊挨著的時刻），你會被一種隱隱約約的恐懼抓住，本能地想要重新躲進自己所習慣的環境中，這是旅行帶給我們的最清楚的感受。」或者更進一步，突然感到了到某個修道院去遁世的誘惑：「我在一個山崗上發現了一座外牆深黃舊得發黑的隱修院。一位修道士告訴我，如果我願意的話可以租給我一個小房間，條件是我自己做飯，並且同意很多天里不見任何人。……要是在離這兒800米的那個地方獨自一人寫作，我一定能夠將書寫出來。」
加繆被「流感」所困擾，其實是結核病尚未痊癒。由疾病和旅行他聯想到了自己強烈的感受力：「眼下的我發著燒卻又感覺敏銳，任何一點刺激都會給我內心深處帶來震動。……讓光線傾瀉而來吧，永恆就在其中。」感覺過敏症再次出現，他想起自己曾經寫過一遍，因此已經被清理過的回憶：「不應該說旅行是為了樂趣。旅行並無樂趣可言。」甚至跟西蒙娜一起也是如此嗎？「我在旅行中想到的更多是一種禁慾。」這就如同某種異教神秘主義的誘惑一般。除了禁除性的快感外，禁慾還意味什麼呢？加繆想要迫使自己接受的，並非是讓自己戒除或者缺少什麼，而是一種內心的修鍊、一種紀律的訓練。對於他而言，世俗的聖人不做祈禱，而是走近藝術。格勒尼耶和哲學課的影響就在眼前。「旅遊是為了自身的修鍊，如果我們把修鍊理解為對自己身上最隱秘的感覺力，即對於永恆性的感覺力進行鍛煉的話。享樂會使我們遠離自己，就像帕斯卡爾的消遣使其遠離上帝一樣。旅行彷彿一門更偉大、更嚴肅的科學，能將我們帶回自己身邊。」
從巴利阿里群島返回阿爾及爾後，加繆與自己身上的病魔進行著鬥爭。1935年8月，在得知自己的第二個肺葉也出現問題後，他帶著一種醫生般的冷漠告訴弗雷曼維爾和格勒尼耶：「我於上周五乘貨輪出發，但剛到貝熱亞，一次輕微的血尿就迫使我去看了醫生。他建議我儘快返回阿爾及爾，擔心在我目前的狀況下，這點小問題可能是結核病引起的。」 說完這話加繆又改口了，他是一個放鬆之後總是馬上又緊張的人。
在沒有「S」同行的時候，他經常去拉菲家的謝赫拉扎德別墅見一些新朋友，那座別墅坐落在阿爾及爾的一個山丘上。拉菲的父親在謝阿菲諾公司當船長，那是法國第六大航運公司，擁有22艘貨船。拉菲太太是個非常可愛的女主人，她的幾個兒子在大學裡讀法律和建築。這個家庭是《阿爾及利亞雜誌》的繼承人。通過一個女大學生柯萊特·普雷沃斯特的介紹，加繆在拉菲家認識了兩位年輕女性，瑪格麗特·多布萊納和讓娜·西卡爾。她們倆住在一起，都是奧蘭人。讓娜前額寬大，長著灰藍色的明亮眼睛，栗色頭髮。這個讀文學的大學生充滿自信，有時表現得很高傲，讓加繆這樣好相處的人都感到氣餒，因此加繆把她叫作「甜蜜的苦澀」。讓娜和加繆一樣生於1913年，學歷史的瑪格麗特則生於1912年，她的個頭要小一些，眼鏡後面柔和的目光帶著詢問，有一種靦腆的魅力。讓娜一家屬於煙草工業王國巴斯多斯公司的家族成員，父親是奧蘭地區葡萄種植者協會的主席，還領導著「法蘭西行動」運動的一個小組。這個組織因為教皇革除了莫拉斯的教籍而與之存在著矛盾，一位主教因此要求在奧蘭田園聖母學校讀書的讓娜與父親斷絕關係。她雖然不喜歡「法蘭西行動」，但還沒有到不認自己父親的地步。被學校開除後她進了女子高中，認識了瑪格麗特。思想左傾的讓娜希望能夠獨立，一心想要獲得文學教職資格。瑪格麗特的祖先分別來自普羅旺斯和阿爾薩斯，她的父親是牙醫。加繆對這兩個女孩十分傾心，他不需要向她們施展自己的男性魅力，因為他發現了「女性友誼的某些溫柔而有分寸的表達方式」所帶來的樂趣。 他將自己的人生計畫告訴了讓娜和瑪格麗特，就像告訴另一位女性朋友讓娜·特拉契尼一樣。他說自己希望依靠寫作謀生，對將來的成就抱有信心。
很多男性也喜歡加繆，其中包括13歲半就進入謝阿菲諾公司做事的格魯約、在政府的運輸諮詢和監督秘書處做事的夏爾·蓬塞，他後來又轉到資料部門工作。此外還有借美國小說給加繆看的埃米爾·斯科托-拉維納，現在當了政府部門的秘書長助理。根據阿姆斯特丹-普雷耶爾委員會 的說法，自學成才的蓬塞是貝爾古反戰與反法西斯運動的負責人，這個被共產國際滲透的組織聚集了一批阿爾及爾的進步人士。 蓬塞有次提前到里昂街與拉馬丁街交匯處的一家酒館的地下室去參加該組織的會議。
「有個人已經在下邊了，」老闆告訴他。
一個年輕人正趴在幾張靠在一起的桌子上寫東西。蓬塞看見一張長長的臉龐，兩隻小小的招風耳，領口的蝴蝶結和剪裁非常得體的西服上裝。
「加繆。」
「蓬塞。」
阿爾貝向夏爾解釋說，阿姆斯特丹-普雷耶爾委員會的權力機構「按照事先約定」派他作為代表到貝爾古去推動當地支部的工作。
「我很了解貝爾古的那些人，」加繆說，「說到玩滾球、玩貝洛特紙牌或者喝茴香酒，他們個個都是好手，可是對於政治嘛……」
他想創建一個具有革命色彩的政治劇團。蓬塞願意一起來做嗎？後者同意了。加繆喜歡他的沉著冷靜。作為信任的表示，他以「你」稱呼蓬塞。不過蓬塞很長時間都不知道加繆出生在貝爾古並且已經結婚。他不戴結婚戒指也不提西蒙娜。謹慎與隱私正好合拍。
另外一個朋友羅貝爾·納米亞來自布里達地區的一個猶太移民家庭。這個充滿激情的人也失去了父親，為了謀生，他先是替一個建築師做事，後來又替一個畫家和一個書籍裝訂商幹活。他閱讀《公社》雜誌，那是共產國際法國分部的一份非正式刊物，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納米亞認識富歇，並在他家結識了加繆。他還和富歇一起組織青年共產黨人及工人國際法國分部的聯席會議。他們都憎惡戰爭。納米亞讀過維克多·塞爾日的《人性的祖國》，馬克思主義令他著迷，在他看來是一種「必然要出現的事物」。他是「救援兒童工人運動」的負責人，開辦了一個電影俱樂部，向同伴介紹布努埃爾和蘇聯影片，同時還是巴伯·埃勒-烏埃德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 富歇想用自己的人生經歷作為通向成功的跳板，加繆與他針鋒相對，至少有這樣的說法：
「至於我嘛，我希望用自己的人生經歷作為通向我作品的跳板。」
他們兩人在很長時間裡都是競爭對手。
當然並非一切都帶有政治色彩。加繆和朋友們也會花很多時間去阿爾及爾的郊區遠足。那些地方有著讓人懷舊的可愛名稱：舞場，布洛涅樹林，藍色噴泉公園，聖桑公園，法蘭西氣候等等。在非洲聖母教堂前，他們能夠遠眺「佩斯卡德海角」和「皇帝要塞」，並能將阿爾及爾的老城區和穆斯塔法一帶盡收眼底。遠足之後這幫朋友與情侶來到巴伯·埃勒-烏埃德涼爽的酒吧歇腳，男的要了茴香酒，女的要了40生丁一杯的巴旦杏仁糖漿。每一輪飲料端上來，杯托里都會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