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服裝時尚和政治事件很快就會傳到阿爾及爾。1934年，極右翼與極左翼在議會相互指責，雙方對壘的事態嚴重。2月6日之後，阿爾及爾的報紙刊登了一些傳真照片：巴黎的保安警察騎在馬上執行任務，示威者在騎兵下方投擲小球，眾議院門前有公共汽車在燃燒。
加繆希望保持自己的安寧，希望能夠實現這樁既出於激情也出於理智考慮的婚姻，再說他更關心的是文學形式而不是政治。身在巴黎的弗雷曼維爾為世界前途和希特勒的上台而擔憂，他加入了法國共產黨，一封接一封地給貝拉米克和加繆寫信，督促他們也加入法共。兩天之後貝拉米克決定要干，加繆則提醒克洛德 ：「當心千萬不要將自己與一種年輕人的信條拴在一起，因為那只是一種信條。」他進一步說：「我們似乎傾向於把拋棄過去的錯誤看作是一種怯懦。」他並非像馬克斯-波爾·富歇那樣拒絕共產主義。作為社會主義者的加繆寫道：「我加入共產黨是有可能的，如果加入，我會投入自己的全部才智，也許還有全部的感情，但不會是全部的心靈，我身上的某個部分不會投入其中，而我不願意出現這種情況。」他的心靈留給了文學：「我不加入並非意味著對自己的尊重，而是意味著我對一項高尚的、令人欽佩的事業的不尊重。但是我的宗教精神已經根深蒂固，對我而言，如果共產主義不能成為一種宗教的話，那它就什麼都不是。」弗雷曼維爾仍然在督促他。結婚前一個月， 加繆明確表示不會介入、不會參與：「加入黨派就是對自己的強迫，就是對自己身上的其他方面視而不見。」他要求保留自己作為藝術家的自負的權利：「如果各種因素都促使我保持沉默、促使我更看重生活本身，如果一切因素都讓我遠離社會性的事務，那我是毫無辦法的。至於行動，我哪天不在行動？」他的各種活動和各種操心事一樣的多：「我已經忘了加入法共這回事。如果在你看來我也許從根本上錯了，那就讓它去吧。做什麼都是一樣的。」這是不是加繆將世界看作一種荒誕的偶然性存在的最初表達呢？「再說我也付出了代價：我既不幸福也不快樂。」馬爾羅宣稱共產主義也是一種兄弟般的博愛，加繆就以一句「順致兄弟般的問候」作為書信的結尾。通常他更喜歡使用別的結尾方式，例如「真摯的問候」或者「回頭見」。
青年知識分子們創辦了自己的刊物，有的觀點激進，有的無疾而終。在巴黎，夏爾·拉波博爾、亨利·勒費弗爾和保爾·尼贊推出了《馬克思主義雜誌》。弗雷曼維爾決定在阿爾及爾出版一份刊物，他的兩員先鋒是貝拉米克和加繆。後者給他寄了一篇關於馬爾羅的文章， 向他概括了自己的觀點：「馬爾羅的思想並非毫無道理：將東西方對立起來，這是一種思想現象。你聲稱找到了人性的救世之道，我對此一無所知，要不就只是在觀念上知道。不過我了解東方的救世之道，而且知道它不能解決我們這些西方人的問題。你讀了《西方的誘惑》嗎？馬爾羅在書里比我更清楚地說明了東西方的立場以及它們之間無法克服的分裂。」加繆首次試圖在一篇文章中闡明一位仍然在世的作家的思想，此前他只是快速寫下過一些關於紀德、格勒尼耶、尼采和司湯達的筆記。他嘗試透過自己最喜愛的兩位健在作家的差異將他們聯繫起來：「我的這篇文章試圖表明從《西方的誘惑》到《人類的命運》之間所存在的距離，如此而已。你讀一下格勒尼耶書中（《島嶼》）有關印度的段落。我在其中更多想到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國。我們把革命變成了一種通向矯情天國的方式，而印度卻不需要這種東西。」身處格勒尼耶和馬爾羅之間，加繆想要調和兩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他知道共產主義者關注的中心是人，而東方哲學卻讓人圍繞著「萬物」轉。通過閱讀馬爾羅他重新接近了弗雷曼維爾，而遠離了印度的思想家：「我跟你說過在他們和我們之間有一條任何東西都無法彌合的鴻溝，哪怕共產主義和革命也無法彌合。」
加繆要求弗雷曼維爾創辦的刊物在文章質量上決不通融，「對我的也一樣」。他希望刊物的版面要樸素，提出自己每月寄去50法郎的辦刊費。他每月的收入是300法郎，其中包括給人上課的報酬和阿庫夫婦以及索格勒醫生的資助。他拒絕撰寫一篇擬議中的《向羅曼·羅蘭致敬》的文章：「……寫信也罷，鼓勵也罷，所有這些革命運動的電文在我看來都沒有什麼意義。」弗雷曼維爾寄給他一篇由一個名叫穆肖的人寫的論爵士樂的文章。加繆評價說：「寫得很糟糕。毫無吸引人之處。」這個「穆肖」乃是弗雷曼維爾的化名。於是加繆的下一封信只得這麼開頭：「看來我讓你難過了……」
作為政治鬥爭的積極分子，弗雷曼維爾將自己的刊物看作是一種政治工具，他向貝拉米克坦言 ：「辦刊物的確是有用的，它能讓我們成為更好的布爾什維克，尤其是能夠把那些態度不明確的人團結到馬克思主義周圍來。更為功利地說，它能把我們三個（包括加繆）都從托洛茨基主義的有害影響中拯救出來，我非常擔心這種思想導致的後果。」弗雷曼維爾表達了自己的擔憂：「應該將加繆撇下不管嗎？……你應該明白爭取他是多麼必要。」阿爾貝關心的是文學，克洛德關心的是政治行動。1934年3月，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發表了有關東方各共產主義政黨發展規劃的文件：「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以便將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的共產主義者組織集中起來。有必要在這些國家中建立起獨立的、將來可以脫離法國共產黨的共產主義組織。」在寫給貝拉米克的信中，弗雷曼維爾憧憬著阿爾及利亞的朋友們能夠加入共產黨、加入到殉道的行列：「當局會查禁我們的組織，把我們投進監獄。」
弗雷曼維爾將詩集、小說和書信堆積在一起：他告訴貝拉米克最近一周的通信竟有40封之多。他興奮地說：「你看到沒有，安德烈，與人相比詩歌很渺小，任何東西與人相比都很渺小。我坦率地跟你說安德烈，即使是宗教神靈也不能讓天下太平！」弗雷曼維爾彷彿看穿了真相：「上帝是可以被瓦解的，他不過是一張加了桌板的桌子而已。好好看看吧，你們以為只有上帝這一塊桌板嗎？得了吧！我再拉出一塊來：聖靈。還可以拉出一塊來：嘿嘿，耶穌！喂，別弄髒了耶穌，你們這些豬玀！……共產主義者希望人就是人，不是別的。」在弗雷曼維爾看來，共產主義首先是一種人道主義。更具神學意識的加繆則認為：「不要那麼決絕地對一切類似神性的東西都不予理睬。在把那些其實仍然只是上帝表現形式的東西也叫作愛的時候，最好有點畏懼。」
加繆對一種邏輯上可能的邪惡殘忍的上帝觀念進行了深入研究：「尤其不要去想像他們的那個上帝是正義的。不妨想像他是任性和不公正的，是《出埃及記》中的那個上帝。必須這麼想像，否則如何去希望人類的絕望處境有一天能夠改變？啊！德·弗雷曼維爾，這片伊德阿高地上的風多麼寒冷！」年輕的加繆夫婦住在伊德阿公園12號的「清涼別墅」。建築師勒科爾布齊耶的弟子梅松瑟勒替他們找到了一處套房，月租金450法郎，由岳母索格勒支付。
加繆在給弗雷曼維爾的信中說 ：「不要以為激情就一定晦暗、智性就一定明晰，這種想法愚蠢而不符合實際情況。太耽於智性或一味沉溺於肉體都肯定會出錯。」這些年輕人並沒有像紀德、瓦雷里或克洛岱爾那樣，想到自己的書信有朝一日會發表，然而他們的確是一些非常具有文人氣質的年輕人……加繆寫道：「你若是知道帕斯卡爾的著作里有那麼令人陶醉的東西該多好，……但願人們不要指責我們缺乏明晰，因為我們公開聲明要這麼做。……而且，他關於人的心靈及其令人絕望的榮耀的看法是那麼的清晰、深刻、令人難忘。」加繆拒絕做一個知識分子、一個置身於碼放整齊的卷宗之間的精神貴族。寫到這裡他又告訴弗雷曼維爾沖泡一杯好咖啡的方法：不能一點一點地往咖啡里倒熱水，「而是要先倒入四分之一的溫水，然後再分三次倒入滾開的水。」阿爾及爾人都愛喝濃咖啡。弗雷曼維爾指責加繆仍然是個知識分子，這讓他感到受了傷害。他回答說：「可你不知道我是多麼地熱愛那些下層平民，我深為之感動的，是那些受人氣的年老女佣人的不幸，以及貝爾古咖啡館裡和我一起喝酒的工人的困苦。」
加繆幫弗雷曼維爾潤色手稿，稱讚其中有一些「文采斐然的句子，例如『安東尼奧聽見天空像被卡住的帆篷一樣呼嘯』，……我所喜歡的一些句子，就像裝有混合香氣的瓶子，既難以分辨又美妙動人。」作為刊物的文學責編，加繆會糾正拼寫錯誤與粗俗用語：「為什麼要說『媽的，一腳踹在了睾丸上』？從第一頁開始就帶著『老傻瓜』、『蠢貨』之類字眼，我覺得這是一種德·弗雷曼維爾式的挑戰姿態。」阿爾貝告訴安德烈，他可以懷疑自己的才華，但絕不懷疑克洛德的才華。 後者推薦他讀福克納的《聖殿》。加繆說，卡夫卡的《訴訟》屬於「阿爾貝·加繆風格」，而福克納則應該屬於「弗雷曼維爾類型」。「沒有收到你對《偽幣製造者》的看法，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