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阿庫姨父瞧不起市民階層。他也會使用「土著」這樣的字眼，不過不帶有惡意。他頭腦開放但又思想矛盾，與絕大多數被稱為「黑腳」的北非法國人一樣具有啟蒙精神，相信人應該博古通今，認為穆斯林在變成法國人之後就能實現他們作為人的本質。他們的這種態度在1930年5至6月間慶祝法國介入阿爾及利亞100周年時已經誇張到可笑的程度。法蘭西學院院士路易·貝爾特朗宣稱：「我在想，對於我們這些20世紀的法國人來說，今天的百年慶典是不是應當比當年征服阿爾及利亞更為榮耀。」 無論是在右翼還是在左翼，也無論是在有宗教信仰之人還是在無宗教信仰之人中，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同化主張都佔據統治地位。奧蘭市主教杜朗閣下極為稱頌對「土著」的同化：「願上帝使我們所有的人，無論其來自海外還是本地土著，都在基督如此珍愛的法蘭西的旗幟上成為同一個人。」導演讓·雷諾阿則拍攝了歌頌下層殖民者的影片《內地》。百年慶典被看作是對永恆的法蘭西共和國統治下、由三個省區構成的海外領地阿爾及利亞的頌揚。阿庫一家在貝拉爾有一所鄉間小屋，但星期天有時他們會去海灘或者西迪·費魯克半島上的旅遊飯店，那裡立有一座紀念碑：
奉國王查理十世之命
在德·布爾蒙將軍的指揮下
法蘭西軍隊
於1830年6月14日
在此
升起了它的旗幟
將自由歸還給大海
將阿爾及利亞交給了法國
阿爾及利亞的90萬歐洲人很少去考慮600萬阿拉伯人和卡比爾人的感情或者當地精英的意見。在法布里克新建的一座紀念碑上，法國人甚至刻上了一句愚蠢透頂的話：「一百年過去了，由於法蘭西共和國給本地帶來了繁榮，所以心懷感激的阿爾及利亞向祖國母親表達它永恆眷戀的敬意。」當時的共和國總統加斯東·杜梅格身穿燕尾服來到一艘裝甲巡洋艦上，杜阿雷格人、北非士兵、塞內加爾人以及土著騎兵穿著那個時代的服裝從他面前列隊而過。
在巴伯·埃勒-烏埃德的那家大型影院里——該影院有三千個座位，屋頂可以打開——歌星妮儂·瓦蘭領唱「百年慶典大合唱」。參加慶祝活動的阿拉伯人不多，孩子們則很喜歡見到士兵和節日。阿爾貝·加繆已經不再是孩子，只是從這些慶祝活動的旁邊走過。 法國人在「方屋菜市場」旁邊建起了一座廣播發射台；在路易·熱爾曼家附近的桉樹林、靠近洛維戈拐角處，有人還建起了一座……愛斯基摩式的營地。 穆斯林中間流傳著一句話：「法國人在為法屬阿爾及利亞慶祝第一個100周年，他們慶祝不了第二個。」 一些像謝赫·本·巴迪斯這樣的本地知名人士公開表示憤慨：「一個世紀的時間本已使傷口癒合，但這些閱兵活動卻極度刺傷了我們的尊嚴。」
這些穆斯林的進步人士沒有得到阿爾及利亞左翼的支持。共產黨——只是大城市裡一些零星小組——猶豫不定，他們不接受阿爾及利亞（以及印度支那和馬達加斯加）的民族主義觀念，而是從階級的角度來分析世界及北非的形勢，拒絕承認從君士坦丁省到奧蘭、從貝爾古到巴伯·埃勒-烏埃德的無產階級利益與下層白人的利益可能並不一致。為民族獨立而積極活動的阿爾及利亞人為數很少，他們的抗議活動遭到了壓制。梅薩利·哈吉呼籲阿爾及利亞的獨立，而他所在的「北非之星」政黨卻主要是在法國本土的阿爾及利亞工人中發展黨員，該黨更為接近共產黨提倡的國際主義。
1930年12月，在第一學期臨近結束時，加繆沒有回校上課。他發燒、呼吸困難、咯血。他的身體本不健壯，在學校和假期里又刻苦學習、拚命做工。醫生診斷他得了肺結核。在貝爾古和巴伯·埃勒-烏埃德這些貧民區，結核病有可能帶來嚴重後果。誰得了這種病就會失業，根本不可能去法國醫治，處境只會越變越糟，而某些社會階層要比另外一些更加容易遭受傷害。
加繆分析了自己的身體狀況：「過度參加體育運動、疲勞、過度曬太陽、咯血。」 家人有的覺得他是有次在海里游泳後著了涼，有的認為是有次踢足球後著了涼。到8月份他還在咳嗽吐血。夏季里A·列維-瓦朗西醫生給他進行了治療。 外祖母也擔憂起來。他經常是一洗了澡、走了路或者天氣太熱就會突然咯血，吐出的血先是鮮紅的、帶著泡沫，隨後就變得黯淡。不停咳嗽的病人會咯出50、100乃至上千克的血。阿爾貝的手帕被浸透，手指上也粘著血，有時會感到眩暈。他咯的是血，也是自己的生命。母親並沒有驚惶失措，阿爾貝不怨她。彷彿共有一個秘密似的，沉默一直使母子倆心有默契，即使是面對疾病。
作為國家撫養的戰爭孤兒，阿爾貝有權得到免費治療。他被安排住進穆斯塔法醫院的一個集體病房。醫生們為他檢查出是伴有穿孔的右肺嚴重乾酪狀潰瘍性結核病，但尚未出現胸膜粘連。 聽著醫生的解釋，阿爾貝感到了死亡的威脅。他討厭醫院，討厭它的氣味以及患者們的萎靡倦怠和他們開的那些玩笑。「讓·佩雷斯怎麼樣了？」「你是說煤氣公司的那位？他已經死了。他有半邊肺出了問題，當時想要回到家裡去住，……到頭來還是死了。他總是跟他老婆干那事，……每天要干兩三次，一個本來就有病的人那麼搞還能不完蛋。」
在那個時代，肺穿孔如果得不到治療，三個人里就會有一個在18到20個月之後死去。肺部萎陷療法即氣胸物理療法的出現可以追溯到1888年。醫生用穿刺針將空氣導入胸膜的兩個葉瓣使肺部得到休息，並讓肺穿孔得以癒合，因為此時肺部就能依靠自身的收縮彈性彌合孔隙。這種療法每半個月就得做一次，否則肺穿孔會吞噬患者的生命。穆斯塔法醫院的氣胸療法初期需要每周做一次X光透視，以後改為每月兩次，此外還要做昂貴的X線造影。肺結核科醫生和普通科醫生更多採用胸腔透視，圖像上如有異常很少能夠逃過他們的眼睛，有時他們用胸透檢查出的異常情況比X線造影還要清晰。 肺部萎陷療法挽救了一批患者的生命。
住在集體病房的加繆沒有消沉，他以嘲諷的眼光看待某些病人：「有個人晚上的體溫不過才38還不到38.5度，……醫生要是給誰做了一次氣胸治療，其他的人就會說：『這位還能多活幾天』，接著就笑了起來。」 人年輕時都以為自己是不會死的，以為受傷和長期患病只會危及別人，尤其是老年人。然而加繆17歲就已經知道自己是可能死去的。他在醫院閱讀埃比克泰德的著述，那是一位獲得自由的奴隸，跟他一樣貧窮。 加繆模糊地覺得自己更接近古代的價值觀而不是基督教所允諾的出路。埃比克泰德在著述中說：「疾病對於人的身體誠然是一種羈絆，但對於人的意志則並不一定。」加繆決定將肺結核看作是一種形而上的疾病。埃比克泰德還寫道：「世界上……並不存在惡。」這位斯多葛派哲學家告訴患病的年輕加繆：「取決於我們自己的是我們的判斷、傾向、慾望、憎惡，……不取決於我們的是我們的身體、財富、名聲、權力。」
哲學課老師讓·格勒尼耶為加繆的病情擔心，問起他的近況。格勒尼耶把這名看上去不太守紀律的男孩視為班上最好的學生之一。他在另一名學生的陪同下坐計程車來到貝爾古，看到了病中的加繆以及他家中的貧窮。加繆病得只能發出一個個單音節來回答他。 在法國中學裡，學生與教師之間很少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格勒尼耶事先沒有通知的這次友好探望使他的學生感到意外，「因為靦腆和感激而說不出話來」。
結核病使阿爾貝的感官變得更為敏銳。每次一發燒，各種顏色就不僅僅是被他感覺到，而且變成一種強烈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光線刺激。醫生將這種現象稱作「過度敏感症」或「感覺過敏症」，紀德則將其叫作一種「感覺的聚會」。 加繆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某一種色彩上，而是所有的色彩上，從柔和色調到強烈的藍色、到阿爾及利亞特有的那種耀眼的紅色和白色。與紀德一樣——他們都使用了同一種說法——加繆稱自己「渾身都是感覺的穿透細孔」。獨處使人內省。這個年輕人確信，疾病是「抵抗死亡的一種藥物，它讓人對死亡有所準備，讓人學習死亡，其中第一個階段就是學會同情自己。它給苦苦掙扎中的病人以支撐，使其避免確信自己會徹底死去。」 由於氣胸療法的功效，加繆的呼吸順暢了一些，醫生說他從令人擔憂的憋悶漸漸轉變為令人放心的正常呼吸。病痛、不能行動和中斷學業本來是一種不利的處境，但是阿爾貝希望能夠重新生活，即使一個肺葉因為氣胸治療暫時失去了功能。他仍然堅持著自己對陽光與學習的興趣愛好。他所能依靠的是什麼呢？上帝？他並不相信。被迫在家休養成為一段艱難但是讓人獲益良多的冒險經歷。加繆重讀了紀德的《阿曼塔斯集》，這個有文化修養的阿爾及利亞年輕人把這本書當作自己的《聖經》。當年患結核病的紀德曾在自己的疾病中找尋力量：「況且正是在那裡（阿爾及利亞），我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