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呂西安和阿爾貝兩個孩子，外祖母的話太多，母親的話太少。阿爾貝·加繆年滿7歲了。1921年5月7日，撫恤金管理部第一處第二科通知娘家姓桑德斯、現住阿爾及爾里昂街17號的戰爭遺孀卡特林娜·埃萊娜，根據1919年3月31日通過的一項法律，她將得到一份每年800法郎的終身撫恤金，她的孩子每人每年將得到撫恤金300法郎，直至年滿18歲。當時一個得到免費食宿的保姆每年工錢是1000法郎，一個礦工年薪是5000法郎，1公斤麵包1.22法郎，1公斤牛肉13.62法郎。在桑德斯-加繆家中，「買東西每次都是一點點：半斤糖，二兩黃油，5個蘇的碎乾酪」。
由國家撫養的戰爭孤兒呂西安和阿爾貝享受可能獲得助學金的權利，以及得到免費醫療的權利。如果遇上戰爭，他們中的一個將被免除到危險區域服役。不過據說不會再有戰爭，因為法國已經打完了「最後最後的一次」。他們的母親在戰爭期間被一家彈藥工廠僱傭裝填子彈。 女工們每天最多掙5法郎。現在，戰爭遺孀加繆太太是一名女傭，幫一些人家和商鋪做清潔，例如里昂街的那家麵包鋪。 人們叫她埃萊娜，以免跟她的母親——名字也是卡特林娜——混淆。她與兩個兄弟，艾蒂安和約瑟夫，以及兩個兒子一起住在母親家裡。
外祖母生硬粗暴，她有太多的親人，包括女婿、幾個侄兒，都死於戰爭。現在孀居的埃萊娜在她的9個孩子中排行第二。這個家庭祖籍西班牙的梅諾卡島，所以家裡人的名字都叫桑德斯、卡爾多納、居爾薩克或費德里克，但他們已經不講西班牙語。埃萊娜頭髮棕色，小個子，眼神憂鬱，是家裡一個嬌弱的孩子。她有些耳背，既不會寫，也不識字，只有當別人面對著她說話時，她才能看著別人的嘴唇猜出意思來。在她那一代女性中，近五分之一都是文盲。有些人認為她是啞巴或既聾又啞、頭腦遲鈍；另一些人說，那是因為她曾患腦膜炎而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阿爾貝覺得她有些耳背，並且因為得過一次傷寒或斑疹傷寒， 說話時有些困難。他教她如何在一些正式文件上簽名。還有一些人說，埃萊娜是在得知丈夫的死訊時大腦受到了刺激。 她只能說一些簡單的辭彙，吐字不清，把S和X都發成噓音，將couscous發成coucou，說話時要藉助手勢，如果將雙手並在一起，就是表示某個男人和某個女人在一起。
無論與大家相處還是獨自待在一旁，這位膽小的母親都不會像外祖母那樣罵罵咧咧，她只是抱怨一位姨媽太盛氣凌人。在家人面前，埃萊娜既不大喜也不大悲，只以微笑示人。呂西安和阿爾貝爭吵時她會說：「我不喜歡煩人的事兒，我不喜歡有人爭吵。」她的手指因為風濕病而紅腫。一年四季都穿著一件黑色或灰色的寬鬆罩衫。她會將手肘撐在窗欄上，從一盆天竺葵上面往外觀望行人和有軌電車。春夏兩季在當地沒有什麼區別，一家人將椅子搬到屋前的人行道上，跟鄰居們聊天。
他們從里昂街17號搬到了93號居住。這裡是阿爾及爾東城貧民區貝爾古的中心地帶，挨著阿拉伯人居住的馬拉布街區。作為一條看不見的界線，里昂街橫穿貝爾古，街道以北住的是「土著」，街道以南是其他人等。桑德斯一家住在一棟兩層的樓房裡，樓下一排緊挨著理髮店、葡萄酒商店和針織品店。樓房的背後有一棵橙樹和一棟簡陋的建築物，裡面住著理髮師和一個當市政清潔工的阿拉伯家庭，他們家的兒子與阿爾貝一塊兒玩耍。
桑德斯-加繆一家人住一個有三間房、帶過道的套間，是以外祖母的名義租下來的。桑德斯太太住其中一間，最大的那間屋牆壁上刷過石灰，放了一張餐桌、一個書桌、一個餐櫃，地上還放了一張鋪著毯子的鋼絲床。阿爾貝和呂西安的一個舅舅，耳朵半聾的艾蒂安，就睡在那兒。這個可憐的人希望將來能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埃萊娜帶著兩個兒子住第三個房間，裡面有一個帶鏡子的衣櫥、兩張鐵床。單人床母親睡，雙人床給兩個孩子睡。一個床頭櫃將兩張床分隔開，一截網眼布蓋在一個硬紙板的箱子上。 艾蒂安的哥哥約瑟夫1920年從家裡搬了出去。有段時間，一個叫米奈特的表妹曾經在過道里睡過幾個月。
樓梯拐彎處的蹲式廁所散發出臭氣。 因為沒有自來水。接水得拎著水罐跑到街頭的水龍頭那裡去。盥洗就只能用家裡的洗碗槽將就。家裡人每星期在一個鋅皮大盆里沖一次澡。在最大的那個房間，餐桌正上方有一盞煤油吊燈。那個時代無論在阿爾及利亞還是法國本土，工人家庭的生活狀況都是如此，雖非赤貧，也已處在貧困的邊緣。什麼是20—30年代的貧困？一般窮人家吃不起肉，只能吃點魚，赤貧的人則連魚都吃不起。窮人用肥皂盥洗，赤貧者則根本沒有肥皂。一般窮人尚可以計算著過日子，赤貧者則只能接受別人的施捨。
在里昂街93號，外祖母將錢存放在一個餅乾盒裡。家中沒有存摺、沒有年息百分之三的巴拿馬債券。1921年新年，外祖母告訴阿爾貝他已經長大了，會得到「有用的」新年禮物。兩個女人很早起來去市場，在豬肉店閑聊了半天。窮人過的當然是窮日子，桑德斯太太手緊，女兒手鬆，兩個女人共同管理著家務。有軌電車經過時，里昂街的樓房都在震動。埃萊娜準備著紅酒洋蔥燒野兔和油燜蝸牛的原料。她耐心地等待蝸牛吐盡雜物，並仔細準備調味汁、肥豬油、洋蔥、番茄和胡椒，然後一個孩子將準備好的菜肴交給麵包店去上灶煮熟。
食品雜貨店出售熱得已經裂開的番茄、無花果和甜瓜，以及果肉肥厚的大個兒阿爾及利亞杏。市場上的魚販向人們推薦鯛魚、鯔魚、火魚，以及賣得最貴的鯿魚。星期四與星期天，埃萊娜做了一些餐後點心，兩個兒子在廚房裡轉來轉去。她細心準備著檸檬味和橙花味的油炸糖糕。外祖母叫喊著，但並沒有把兩個男孩趕到外面去，她不希望他倆在外頭「閑逛」。總而言之，就像那些不太思考自己是幸福還是不幸的人一樣，埃萊娜在幹活兒和沉默中過著日子。她沒有再嫁，誰會娶一個帶著兩個小男孩、沉默寡言、無聲無息的女人呢？安托萬是個好心腸的馬爾他魚販，這個頭戴圓帽、手拿方格手帕的英俊男人曾向埃萊娜獻過殷勤。她搽了脂粉，換上一條鮮艷的圍裙。可她的兄弟艾蒂安就像個監視自己姐妹的阿拉伯人一樣，跟她大鬧了一場。阿爾貝察覺了他母親身邊有個叫安托萬的男人。 要是埃萊娜把頭髮剪短了，母親就會罵她是婊子，不給她任何再婚的機會。
艾蒂安常去離家不遠的咖啡館。貝爾古有格言說，一小杯茴香酒打舌頭上流過，就好像幼童耶穌的尿一般美妙。在吧台前，艾蒂安說笑逗樂。歐洲人用紙牌玩古安歇和拉米遊戲，「土著」則玩多米諾骨牌。阿爾貝在那兒學會了貝洛特紙牌的玩法。
貝爾古的河左岸生活著阿爾及利亞的下層法國人，他們樂天、慷慨、愛虛榮、愛爭吵，衝動得快泄氣得也快。這些人被英國旅行家斯托特稱作「新法國人」。 他們對待「土著」時的優越感會慢慢消除嗎？或者，由於他們自己就被那些來自法國本土的官員、那些享受優惠待遇的法國佬所欺負掠奪，他們體會到的應該是一種自卑感？這些貝爾古的商販、趕大車的、挖土工、建築工是無法到法國去度假的。
他們跟貝爾古的阿拉伯人有些來往，自以為了解他們。他們會用艾哈邁德 或法特瑪 稱呼阿拉伯人，這些穆斯林名字聽起來普通，但是出自法國人之口，就會將某種特殊意味隱含在一貫的居高臨下之中。法國人和阿拉伯人在海灘上分享烤羊腿，但是互不串門。下層白人和阿拉伯人對警察懷有共同的仇恨，即使是在他們彼此之間發生吵架鬥毆的時候。這些本地窮人都害怕失業，同聲指責阿拉伯人、猶太人、那不勒斯人、巴倫西亞人、科西嘉人、馬賽人搶走了他們的工作，排外情緒與他們彼此間的團結一致不分上下。
里昂街上，法國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義大利人的聲音混在一起，孩子們在喊，狗在相互追逐交媾，有軌電車叮叮噹噹地駛過，驢子在叫喚。春季里，每天一大早烈日就烘烤在五光十色的城市身上，熱氣中能聞見肉桂、茴香、番紅花、漂白水、大蒜、橄欖和表皮烤焦的甜椒發出的香味。演奏音樂的人帶著非洲鼓、笛子和響板從街上走過。一到下午人們就昏昏欲睡。阿爾貝討厭必須挨著外祖母睡午覺，討厭這個老婦人身上的哈喇味兒。夏天，阿爾及爾的埃勒·比阿爾、伊德阿上等街區以及市中心就像巨大的洗碗槽一樣空空蕩蕩，但貝爾古不然，放了假的孩子們滿街都是，四處捉弄商販。
在床上方，外祖母掛了一幅自己的畫像。她梳著一絲不苟的髮髻，脖子上掛著圓形飾物，眼睛明亮而逼人，看上去呆板生硬。人們叫她「桑德斯太太」，兒女們都服從她的權威。一種令人不快的關係將她和女兒埃萊娜聯繫在一起：她們都是寡婦。用一句可怕的俗語說，她們作為女人的生命已經結束。1921年，外祖母60出頭，她的女兒差不多40歲。老婦人行事忽輕忽重，即使是在揮舞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