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Gee Orwell ）從一開始就拒絕別人為他寫傳。《局外人》的作者則從未忘記自己是希望置身局外的加繆，生前一直保護著親人和自己的私生活。靦腆的他對任何傳記作者筆下的傳記性內容都懷有戒心。對於問及他身世的讓-克洛德·布里斯維爾、熱爾曼娜·布萊、羅歇·吉里約和卡爾·維吉亞尼，加繆只透露了為數不多的情況。
1978年，赫伯特·勞特曼（Herbert Lottman）為加繆寫了第一部傳記，側重介紹了加繆作為一個人的生平，而我在嘗試勾勒出加繆的形象時則提醒自己他首先是一個作家。無論是在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義大利的調查過程中，還是在與法國人、阿爾及利亞人、美國人、英國人的交談中，或者在研究私人和公共檔案（藏於埃克斯的殖民地卷宗或藏於莫斯科的當年共產國際的報告）的過程中，我經常感覺自己彷彿行走在遙遠的地平線上：探索一個創作者謎一般的心靈，就好比想要拼出謎底最後的數字。加繆曾言：「沒有秘密就沒有真正的創作。」如何才能理清一段命運的亂麻，又避免在每一個纏結處將最脆弱的線索剪斷？
這部《加繆傳》只是我所勾勒出的某種生平傳記。關於每個人都可能寫出上百種傳記，J．-B．彭塔利斯（Pontalis）曾如是說。我希望本書已經著重介紹了加繆一生中那些重要的時刻與人物。書中引用了一部分熟悉加繆之人的回憶材料。一個知名作家生前會有一些真敵人，死後還有幾乎同樣多的假朋友。歷史學家、法官、傳記作家都會遇到證據不夠確鑿的問題。加繆去世已經35年，該是篩選材料的時候了。他生前的某些密友直到今天仍然鮮為人知或不為人知，其中一些是出於友情或愛情上的謹慎而隱姓埋名。加繆去世後，部分親屬吐露了一些隱情，但在1979年12月24日加繆夫人弗朗西娜亡故之前，他們出於禮儀上的考慮必須有所保留。
加繆曾將自己部分手記的打字稿交給了吉里約，後者評論說「那是加繆創作的內幕」。我使用了這些手記，但不時感到加繆在寫它們時心裡已經顧忌到了後人的評說，因此寫來並不像紀德的日記那麼饒有趣味，而是更多地帶有薩繆爾·約翰遜向鮑斯韋爾（Boswell ）講述自己生平時的那種謹慎，不過他倒也沒有像佩皮斯（Pepys ）或雨果那樣用速記編碼之類方式來記錄自己的觀察、思考和艷遇。在其書信里，加繆除了記下吉里約所說的那些「內幕」之外，有時還會站到台前。我曾蒙特許讀到或者有幸發現一些加繆未曾發表過的書信，其中的內容展現出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加繆。信件本身的真實性既不能確定作者所言的真誠，也不能確定其虛假，但由於沒有過多的雕琢修飾，至少能夠告訴我們作家想要傳達給收信人的情感、想法和信息。加繆的作品及其書信是相互交叉的，彼此都具參照提示價值。
在何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利用一個作者已經發表的文本作為其傳記的材料，同時避免對這些文本進行過度或草率的闡釋？加繆曾斷言：「以為凡作家必定會寫與自己有關的事情並在書中描寫自己，那是浪漫主義遺留給我們的一種幼稚想法。一個人在作品裡講述的往往是其懷舊的歷史或者願望的歷史，幾乎從來都不是他本人的歷史。」這裡的「幾乎」二字分量很重，況且懷舊與願望的確能給作家提供不帶酵母的麵糰。撇開將生活轉化為藝術的成功不論，加繆的作品看上去帶有很強的傳記性質。了解他的羅歇·格勒尼耶就曾提到加繆所戴的「面具」，一種過濾他人目光的面具。
有人曾在1959年問過加繆：「您認為法國的批評家忽視了您作品中的哪些方面？」他答道：「那些晦暗的部分，我身上的那些盲目和本能的東西。法國批評界感興趣的首先是觀念。」這句關於他自身的話是對法國批評界的一個嚴厲概括，尤其是在1930年至1960年法國那種既豐富多彩又沸沸揚揚的文學、哲學和政治語境中。
加繆20歲時曾說過：「正如一個作家之死會讓人誇大其作品的價值一樣，一個人的死會讓人高估他在我們心中的地位。」其實，那也可能讓人低估他的地位。在法國這個盛產文學的國度——在武器和法律的生產方面我們還比較落後——，一個名人剛去世時，大家都樂意表達對其讚美有加的哀悼。但是常常隨著歲月的推移，人們開始不斷地詆毀曾經親熱相稱的故人。
加繆生平寫作的第一部小說——那時他22歲——在其去世11年後出版。他在小說中這樣談到麥爾索Mersault（當時還不叫默爾索Meursault）：「就像搓揉一塊熱麵包那樣，他想把自己的生活抓在手中。」一部傳記僅僅是一種嘗試：我在本書中試圖勾勒出一位作家在工作時的姿勢、他的雙手、他的內心世界，試圖還原加繆各種不同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