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間寬闊的、天花板低低的、鋪著白色瓷磚的房間，吊在頂上的熒光燈把房間照得透亮。六張不鏽鋼桌子一字擺開，每張桌子都和房間一頭的傾倒槽相連。其中五張桌子空著，安吉拉·布萊克的屍體躺在第六張桌子上，屍體正在解剖，兩位警察局的病理學家和莫里斯俯身對著屍體。
莫里斯平生見過許多屍體解剖，但他作為外科醫生參加的屍體解剖通常是不同的。今天，這兩位病理學家開始解剖之前花了將近半個鐘頭來檢查屍體的外表和拍照，他們把大量注意力集中在傷口的外表以及他們稱之為傷口的「外延撕裂」表面上。
其中一位病理學家解釋說這傷口表明是由鈍器造成的。器具沒有割破表皮，而是頂住表皮，在繃緊的地方頂出一道裂口，然後戳了進去，但起先頂破的那塊表皮始終稍前於鈍器在深處捅出的傷口。他們還指出，有幾處皮膚上的汗毛被硬捅入了傷口——這進一步證明傷口是鈍器所為。
「是什麼樣的鈍器？」莫里斯曾問過他們。
他們搖搖頭：「還無法知道。我們得查看一下穿透深度。」
穿透深度是指兇器進入身體的深度。確定穿透深度很困難：皮膚是有禪性的，往往會反彈成原來的形狀，皮下組織在死亡前和死亡後會發生移動。所以這是費功夫的事。莫里斯累了，他的雙眼作痛。過了一會兒，他離開解剖室，走到隔壁的警署實驗室，那姑娘手袋裡的東西部擺在實驗室的一張大桌子上。
三個人在做檢查工作：一個在辨認物件，一個在做記錄，還有一個在貼標籤。莫里斯一聲不吭地看著。大多數東西都是很普通的：口紅、連鏡小粉盒、汽車鑰匙、皮夾、衛生紙、口香糖、避孕藥、通訊錄、圓珠筆、眼影水、髮夾，還有兩包火柴。
「兩包火柴，」一位警察拉長聲音說，「上面都有機場瑪麗娜飯店的標記。」
莫里斯嘆了口氣。他們這麼慢悠悠地耐心檢查著，這不會比解剖屍體的工作好受多少。他們真以為他們這樣能找到什麼嗎？他覺得這慢條斯理的例行公事簡直無法忍受。珍妮特·羅斯把這種不能耐心等待、急於要採取決定性行動的行為稱為「外科醫生病」。有一次，在研究室考慮第三階段候選人——一個名叫沃莉的女人——的一次會議上，莫里斯強烈爭辯要把她做為手術候選人，儘管她有一些其它的問題。羅斯曾放聲大笑，說這是「衝動失控」的表現。當時，他真想殺了她解解心頭之恨，他的這種要殺人解恨的心情在埃利斯站出來說話的時候並沒有平靜下來。埃利斯以一種不偏不倚的冷靜語氣說，他也認為沃莉大大不適合做手術候選人。莫里斯感到被人當面潑了一盆冷水，儘管麥克弗森說他認為這個候選人有一定的價值，並且應該能夠列入「可能候選人」名單並保留一段時間。
衝動失控，他想，去她媽的。
「機場瑪麗娜飯店，嗯？」一個警察說，「那不正是空姐們呆的地方嗎？」
「我不清楚。」另一個警察說。
莫里斯幾乎什麼也沒聽見。他揉揉眼睛，決定再喝點咖啡，他已連續三十六小時沒合眼了，也撐不了多久了。
他離開房間，上樓去找煮咖啡器。這樓里肯定有咖啡。即便警察也要喝咖啡，每個人都喝咖啡。接著，他停下腳步，打了個寒戰。
他對機場瑪麗娜飯店有所了解。到了一個滑稽的小個子英國人，這個人曾在醫院作了一次講座，他告訴外科醫生說手術很快就將由另一個世界的外科醫生來做了——他將用機器人的手和衛星發送的信號來工作。這個看法雖顯得不可思議，但他的外科同行都對此感到不安起來。
「哈斯凱爾西面的弗恩特拉高速公路上，兩車相撞，交通受阻。計算機顯示時速為十八英里。」
他發覺自己正專心聽著交通信息報告。計算機或不是計算機，這都無所謂，但交通信息報告對住在洛杉磯的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你自然會學著注意交通報告，就像這個國家其它地方的人會自然而然地注意天氣預報一樣。
莫里斯是從密歇根搬到加利福尼亞的。剛到這裡的頭幾個星期，他曾問過人家某天晚些時候的氣候會怎樣或第二天的天氣怎樣。對他來說，這是初來乍到者能問的最自然的問題，也是打破尷尬的自然話題。但他得到的是人們驚奇不解的眼色。之後，他認識到自己到了世界上寥寥可數的幾個對天氣不感興趣的地方之一——這裡的天氣變化不大，人們很少談論它。
但是汽車就截然不同了！這可是一個你不得不著迷的話題。對於你開什麼樣的車，你如何喜歡它，車是否可靠，你的車有些什麼問題等等，人們總是興趣盎然。同樣，開車的經驗，糟糕的交通，你發現的捷徑，你經歷的事故等等，也總是受歡迎的話題。在洛杉磯，任何與汽車相關的事都是嚴肅的，你花多少時間和精力都是值得的。
他想起一位天文學家曾經說過的話，這句話是對洛杉磯人的這種極度愚蠢的最好證明。天文學家說假如火星人來看洛杉磯，他們很有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汽車是這個地區的主要生命形式。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結論是正確的。
他把車停在機場瑪麗娜飯店的停車場，隨後走進飯店的大廳。這房子就像它的名稱一樣不協調，帶有加利福尼亞那種古怪的混合特徵——這裡有點像塑料加霓虹燈的日本酒店。他徑直走進酒吧，裡邊黑乎乎的，下午五點就差不多沒什麼人了。遠處角落裡有兩位空姐，她們邊喝邊交談著；一兩個生意人坐在酒櫃旁，酒吧招待自己則獃獃地望著空中。
莫里斯在酒櫃旁坐下。招待走過來時，他把本森的照片推過櫃檯。「你見過這人嗎？」
「想喝點什麼？」
莫里斯敲敲照片。
「這是酒吧，我們只賣酒。」
莫里斯開始感到奇怪。這是他開始動手術時偶爾會有的一種感覺，感到自己像是電影里的一個外科醫生，是某種很有戲劇性的東西。此刻他成了一個私家偵探。
「他叫本森，」莫里斯說，「我是他的醫生，他病得很厲害。」
「他得了什麼病？」
莫里斯嘆了口氣。「你以前見過他嗎？」
「當然，見過好多次。哈里，是嗎？」
「是的，哈里·本森。你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什麼時候？」
「一小時以前。」招待聳了聳肩，「他得了什麼病。」
「一種嚴重的腦病。重要的是要找到他。你知道他去哪兒了嗎？」
「腦病？別胡說。」招待拿起照片，借著酒櫃後面燈箱里閃出的燈光仔細看了看。「是他，不會錯，但他把頭髮染黑了。」
「你知道他去哪兒了嗎？」
「他看上去不像是病人。你肯定你是——」
「你知道他去哪兒了嗎？」
長時間的沉默。招待露出了嚴厲的神情。「你他媽的不是醫生，」他說，「你給我滾開。」
「我需要你的幫助，」莫里斯說，「時間緊迫。」說著他打開皮夾，拿出他的身份證和信用卡以及所有上面寫有醫療部門的證件。他把這些證件攤在酒柜上。
招待連看都不看一眼。
「警察也在找他，」莫里斯說。
「我知道，」招待說，「我知道。」
「我可以把警察叫來幫我審問你，你可能是他殺人的同謀。」莫里斯覺得這話聽上去不錯，至少聽上去挺有戲劇性的。
招待揀起一張卡，朝它乜斜了一眼，隨後又放下卡。「我什麼也不知道，」他說，「他有時來這兒，就這些。」
「他今天去了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他和喬一起走的。」
「喬是誰？」
「機械師。在聯航值晚班的。」
「聯合航空公司？」
「是的，」招待說，「聽我說，這個怎麼——」
可莫里斯早已離開。在飯店大廳里，他打電話給研究室並通過總機接通了安德斯上尉。
「我是安德斯。」「聽著，我是莫里斯，我在洛杉磯，我有本森的線索。大約一小時前，有人在機場瑪麗娜飯店的酒吧里看到過他。他同一個為聯航工作的名叫喬的機械師一起走了。上晚班的機械師。」
片刻的沉默。莫里斯聽到對方鉛筆的刷刷聲。
「明白了，」安德斯說，「還有別的什麼嗎？」
「沒了。」
「我們立即派車過來，你認為他去了聯航的機庫？」
「很可能。」
「我們馬上派車過來。」
「那麼——」
莫里斯停下來注視著話筒。話筒在他手裡，可對方早已掛上。他深吸一口氣，考慮下一步該做什麼。從現在開始，全是警察的事了。本森是個危險人物，他應該讓警察來處理這事。
另一方面，他們要多久才能趕到這裡？最近的警察局在哪裡？英格爾伍德？卡爾弗城？在交通高峰時間，即使響著警笛開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