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法德蘭的手稿記錄了已知最早的目擊者關於北歐海盜生活及社會的描述。它是一部傑出的文稿，生動而詳細地描寫了一千多年前發生的事件。當然，這份手稿在那樣大的時間跨度中並未能完整無缺地保留下來。它自己也有一段獨特的歷史，並且不比其內容遜色。
公元921年6月，巴格達的哈里發派自己宮廷里的一個人，阿邁德·伊本·法德蘭，作為大使去保加利亞的國王那兒。伊本·法德蘭途中歷時三年，從沒真正完成他的使命，因為他在路上遇到了一夥古代斯堪的納維亞人，與他們一起經歷了許多次冒險。
當伊本·法德蘭終於回到了巴格達後，他以一份提交宮廷的官方報告的形式記錄了他的經歷。那份原稿早已丟失，我們必須依靠保存在較晚時期的資料中的部分片斷才能將其復原。
這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部由雅庫特·伊本-阿布達拉在13世紀的某個時候寫成的阿拉伯地理詞典。雅庫特收有十幾個從伊本·法德蘭的報告中逐字逐句照抄下來的段落，當時這些段落也已有300年的歷史了。人們很可能推斷雅庫特是從一份原稿上抄錄的，然而，這不多的幾個段落也已被後來的學者們沒完沒了地翻譯、再翻譯過了。
另一部分片斷於1817年在俄國被發現，並在德國由聖彼得堡學院於1823年出版。這份材料包括早先於1814年由J·L·拉斯穆森出版的某些段落。拉斯穆森是從他在哥本哈根找到的一份手稿中得到那些材料的，但自那以後手稿已失，而且起源令人懷疑。在這一時期還曾有過瑞典語、法語和英語的譯本，但它們眾所周知都是不準確的，而且顯然不包括任何新的材料。
1878年，兩份新的手稿在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約翰·埃默森爵士的私人古物收藏品中發現。約翰爵士顯然是那些貪婪的收藏家之一，其對獲取本身的熱情超出了對獲取的單個物品的興趣。這些手稿於他死後被發現，沒人知道他是在哪裡或何時得到它們的。
手稿之一是一份阿邁德·圖西所著的地誌，確實可靠地標明時期為公元1047年。這使圖西的手稿在年代上比任何其他的資料都更接近於據推斷寫於公元924至926年的伊本·法德蘭的原件。但是學者們把圖西手稿看做是所有資料中最不可信的；其文字中滿是明顯的錯誤以及內容的自相矛盾，而且雖然它長篇引用了一位造訪過北方國度的「伊本·法奇」的話，許多權威人士都對是否認可這份材料遲疑不決。
第二份手稿是阿明·拉茲所著，大約成稿於公元1585年至1595年之間。它以拉丁文寫成，而且據其作者稱，是直接從伊本·法德蘭的阿拉伯文稿翻譯過來的。拉茲手稿包含一些關於奧古斯突厥人的材料和幾個有關與迷霧怪物戰鬥的段落，在其他資料中則均未發現。
1934年，用中世紀拉丁文寫成的最後一份文稿在希臘東北靠近薩洛尼加的扎埃摩斯修道院被發現。扎埃摩斯手稿包含了對伊本·法德蘭與哈里發的關係以及他在北國的人們中的經歷的進一步解說。扎埃摩斯手稿的作者和所屬年代都無法確定。
對照在一千多年間以阿拉伯文、拉丁文、德文、法文、丹麥文、瑞典文和英文形式出現的這許多版本和譯文的工作是一項艱巨的宏大事業。只有一個學識淵博、精力充沛的人才會去嘗試，而在1951年這樣的一個人確實做了這工作。柏·福勞斯-杜拉斯，挪威奧斯陸大學比較文學榮譽教授，將所有已知的資料搜集在一起，並開始了大量的翻譯工作，直至他於1957年去世。他的部分新譯文出版在《1959—1960奧斯陸國家博物館公報》中，但它們沒有引起太多的學者的興趣，也許因為這份刊物的發行量有限。
福勞斯-杜拉斯的譯文究全是不加誇張的原意；在他自己給這份資料寫的序言中，福勞斯-杜拉斯說道：「華麗的譯文都不準確是語言的天性，而準確的譯文不需任何幫助就可自現其美。」
在準備這部福勞斯-杜拉斯譯文完整的注釋本的過程中，我幾乎沒做多少改動。我刪除了一些重複的段落；這些都在文中註明了。我改變了段落的結構，按照現代慣例，每一句直接引語都另起新的一段。我省略了阿拉伯人名中的發行符號。最後，我偶爾改動了原句法，通常通過變換從句，使其含意更明白易懂。
伊本·法德蘭的北歐海盜形象於傳統歐洲觀念對這些人的看法有顯著的不同。最早對於北歐海盜的歐洲描述是由僧侶記錄的；他們是當時唯一會寫字的觀察者、懷著特別的恐懼看待這些沒有宗教信仰的北歐人。下面是一個典型的誇張段落，由D·M·威爾遜引自一位12世紀的愛爾蘭作者：
總之，縱使一個脖子上有100顆堅硬的鋼鐵腦袋，每顆腦袋裡有100條銳利、敏捷、沉著、永不生鏽的黃銅舌頭，每一條舌頭都有100種喋喋不休、響亮不息的聲音，它們也無法描述或記敘，列舉或講述所有的愛爾蘭人，不論男人或女人、俗人或教士、老年人或年輕人、高貴者或低賤者，每家每戶在那些勇猛的、憤怒的、純粹異教的人手裡所共同經受的苦難、傷害和壓迫。
現在，學者們認識到這種關於北歐海盜襲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寫被大大地誇張了。但是歐洲的作家們仍傾向於將斯堪的納維亞人斥為血腥的野蠻人，與西方文化思想的主流毫不相干。通常這是以某一種邏輯為代價的。例如，戴維·塔博特·賴斯寫道：
從8世紀至11世紀，北歐海盜的角色實際上可能比西歐任何其他單一的少數民族更具影響力……如此說來，北歐海盜是偉大的旅行家，他們完成了傑出的航海功績；他們的城市是繁榮的商業中心；他們的藝術具有獨創性、創造力及影響力；他們以優秀的文學和發達的文化自豪。但那真是一種文明嗎？我想，有一點必須得到承認，即它不是……因為作為文明標誌的人文主義特色無處可尋。
同樣的態度在克拉克勛爵的看法中得到了反映：
在考慮到世界偉大著作中的冰島英雄傳奇時，人們必須承認那些斯堪的納維亞人創造了一種文化。但它是文明嗎？文明意味著超越於精力、意志和創造力的某種東西：某種早期斯堪的納維亞人所沒有的東西。但是即使在他們那個時期，它也已經開始在西歐再現。我該如何定義它呢？嗯，簡短地說，是一種永久感。流浪者和入侵者處於一種持續的動蕩狀態中。他們感覺不到向前看這樣一種需要，看到比下一個三月、下一次航行或下一場戰役更遠的東西。正是出於這一原因，他們沒有想到建造石頭房子，或撰寫書籍。
越是仔細地研究這些觀點，它們就越顯得不合邏輯。事實上，人們該感到奇怪，為什麼受過高等教育、擁有高度智慧的歐洲學者能感到如此自在地僅用一個點頭示意就打發掉北歐海盜？為什麼執著於北歐海盜是否有過「文明」這一語義學問題？只有當人們認識到一種起源於歐洲史前時期傳統觀點的、長期存在的歐洲偏見，這種狀況才能得以解釋。
每一個西方學童都被盡職地教導道，近東是「文明的搖籃」，最早的文明出現在埃及和美索布達米亞，由尼羅河及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河谷所滋養。從這裡，文明被傳播至克里特和希臘，然後到羅馬，並最終到達野蠻人的北部歐洲。
這些野蠻人在等待文明到來的時候在做些什麼？無人知曉。這個問題亦很少被提及。人們強調的是傳播過程，已故的戈登·洽爾德將其總結為「東方文明對歐洲野蠻狀態的啟迪」。現代學者和在他們之前的羅馬及希臘學者們一樣持這一觀點。喬弗里·比畢說：「北部和東部歐洲的歷史是從西部和南部的觀點去看的，帶有那些自認為是文明人在看待他們認為的野蠻人時所帶的全部偏見。」
從這一立場來看，斯堪的納維亞人顯然是離文明之源最遙遠的，而且從邏輯上說應是最後獲得文明的人；那麼因此，他們被恰當地認為是最後的野蠻人，對歐洲其他正試圖吸取東方智慧與文明的地區來說，他們是一根令人煩惱不已的荊棘刺。
問題在於，關於歐洲史前史的傳統觀點在過去的15年中大部分被摧毀了。準確的碳-14年代測定技術的發展使舊的年代學成了一團糟，而正是舊的年代學支持了關於文明傳播的舊觀念。現在顯得無可爭辯的是，歐洲人在埃及人建造金字塔之前正在樹立起巨石制的墳墓，巨石陣 比邁錫尼 的希臘文明更古老；歐洲的冶金術也許遠早於希臘和特洛伊 金屬製造技術的發展。
這些發現的意義還沒有被區分整理出來，但是現在當然不可能再把史前的歐洲人看作野蠻人，無所事事地等待著東方文明的賜福。相反地，歐洲人似乎已經有了可觀的組織才幹，可以加工巨大的石塊，而且他們似乎還有了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天文學知識，來製造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台——巨石陣。
因此，文明的東方的歐洲偏見必須受到懷疑，而且對「歐洲野蠻狀態」的觀念真應該有一個新的看法。在這種考慮之下，那些野蠻的殘餘，北歐的海盜們，便有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