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把車駛進日落山鄉間俱樂部的圓形停車場時，我看見康納正站在俱樂部的高大水泥建筑前。他向站在身旁的三位日本高爾夫球伴鞠了一個躬，三位日本球伴也鞠躬回禮。隨後，他跟他們一一握手，把球棒往汽車后座一扔，便鑽進我的車裡。
「你來遲了，後輩。」
「對不起。只遲了幾分鐘嘛。我在南加州大學那邊耽擱了一會兒。」
「你一遲到，大家都受累。他們出於禮貌，覺得非在俱樂部門前等你不可。像他們那樣地位的人站在那兒可不舒服。他們忙著哪。可他們又覺得那是他們的義務，不能離我而去。你搞得我好尷尬，而你卻幾乎無動於衷。」
「對不起，我沒意識到。」
「那麼你現在就好好思量一下，後輩。世上並非就你孤身一人。」
我把車掛上擋，駛離了俱樂部。我從汽車後視鏡里看了看那幾個日本人，他們正朝我們揮手告別，並沒有流露出不快或者急著要走的神情。「你跟誰在打球？」
「青木是溫哥華的東京海運公司老闆，花田是倫敦三井銀行的副董事長，安坂健一掌管著豐田公司設在東南亞吉隆坡至新加坡一帶的所有工廠，他的大本營設在曼谷。」
「那他們到這裡來幹什麼？」
「他們來度假，」康納說，「到美國休個短假，打打高爾夫球。他們覺得，到一個像我們這樣慢節奏的國家來輕鬆一下，不失為一件樂事。」
我驅車沿著彎曲的車道駛上日落大道，停車等候綠燈放行。「到哪兒去？」
「四季飯店。」
我把車向右拐去，直奔貝弗利山。「為什麼這些人和你一起打高爾夫球？」
「哦，話得從頭說起，」他說，「幾年來，我這兒那兒給過他們一些好處。我並非什麼大人物，可關係得保持。只要他們來這兒，就給他們去個電話，送件小禮品，或者打場球什麼的。因為，你壓根兒說不上，什麼時候得用上這個關係網。關係就是信息源、安全閥和預警系統。這就是日本人看世界的方式。」
「那麼是誰要打這場球的呢？」
「花田早已打算去打球，我只是加入而已。你知道，我的球技相當不錯。」
「那你為什麼要和他們打球？」
「因為我想更多地了解周六例會的情況。」康納說。
我想起了周六例會。我們在新聞編輯室所看的錄像中，坂村曾一把抓住謝里爾·奧斯汀說道：「你不明白，這全是關於周六例會的事兒。」
「他們告訴你了嗎？」
康納點點頭。「顯然，這個例會他們已保持了很長時間，」他說，「從1980年前後開始的。起初，會議在世紀廣場飯店召開，後來移到謝拉頓飯店，最後改在比爾特摩飯店。」
康納凝視著窗外。汽車在坑坑窪窪的日落大道上顛簸行駛。
「幾年來，周六會議成了常規活動。那些偶然來城裡的著名日本實業家們也會參加正在進行的會議，一起討論如何對付美國或者美國的經濟應當如何管理等議題。」
「是嗎？」
「是的。」
「太可惡了！」
「為什麼？」康納問道。
「為什麼？因為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怎麼能讓一群外國佬在這兒舉行秘密會議，並決定應當如何治理我們的國家！」
「日本人可不這麼看。」康納說。
「我就知道他們不會這麼看！我知道他們自認為有這種權利！」
康納聳了聳肩。「事實上，他們正是這麼認為的。日本人相信他們贏得了某種權利，可以決定——」
「天啊——」
「因為他們在我們的經濟中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借給我們很多錢。彼得，還真不少呢。數千億的美元！在這15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每周高達10億美元。正是這每周10億元，決定了他們必須採取某些行動。鈔票源源不斷地流向他們。他們並無特定用途需要如此之多的美元。他們要那麼多錢幹什麼呢？」
「他們決定把錢回借給我們。我們的政府年復一年地背上了預算赤字。我們拿不出錢來實施自己的計畫，於是日本人為我們的預算赤字提供資金，向我們投資。他們借給我們錢，當然，是以我們政府的某些保證為前提。華盛頓向日本人保證：我們將把自己的家理順，我們要削減赤字，我們要改進教育，重建基礎設施，必要時甚至要提高稅收。總之，我們要清理我們的法案。因為只有這樣，在美國投資才有意義。」
「唔——唔。」
「可是這些事我們一件也沒有做。我們聽任赤字惡化，我們宣布美元貶值。1985年，美元的身價貶低了一半。你知道這對日本在美國的投資產生了什麼影響？它使日本人陷入窘境。日本在1984年進行的任何投資，現在只能得到以前的一半利潤。」
關於此事，我還依稀記得一二。我說：「我認為我們那樣做旨在減少貿易逆差，刺激出口。」
「這是我們的意圖，但並未如願以償。我們對日本的貿易平衡益發惡化。通常說來，如果你的貨幣貶值一半，進口物品的費用就會翻一番。但是日本人對其氯乙烯合成橡膠和複印機大幅度削價，保持了他們的那塊市場。記住，商場就是戰場嘛。」
「我們的實際效果無非是使美國的土地和公司貶值，供日本人購買，因為日元如今雙倍堅挺於往日。我們使得世界上那些最大的銀行都變成了日本人的銀行。我們把美國變成了一個窮國。」
「這與周六例會有什麼關係呢？」
「噢，」康納繼續說道，「假如你有一個酒鬼叔叔，他說，如果你借錢給他，他就戒酒。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喝酒，而你又想把錢取回。你想竭力從這筆倒霉的投資中追回部分款項。再說，你知道，你叔叔既然是個酒鬼，就會醉酒傷人。你叔叔已經失去自制力啦，因而不得不採取措施。於是，全家人一起坐下來，商定對這個惹是生非的叔叔採取什麼對策。這就是日本人決定要做的事。」
「唔——唔。」康納肯定聽出了我不以為然的情緒。
「喂，」他說，「你別以為這是在搞陰謀詭計。你想接管日本人嗎？你想掌管他們的國家嗎？當然不想。任何理智的國家都不會去接管另一個國家。做生意可以，拉關係可以，但不會是接管。沒人想承擔責任。沒人想自找麻煩。就跟對付那醉鬼叔叔一樣——迫不得已時才開開會而已。這是最後一著。」
「日本人就是這麼看的嗎？」
「日本人看到的是他們的成千上萬億的美元，後輩。這些錢投資在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裡。這個國家裡充滿了古怪、自私的人：他們成天喋喋不休，沒完沒了地你爭我斗，一刻不停地爭吵；他們文化教養低下，對世界孤陋寡聞，只知道從電視里獲取信息；他們幹活不使勁兒，對暴力和吸毒聽之任之，似乎對此並不深惡痛絕。日本人在這塊古怪的土地上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總想撈回可觀的利潤。儘管美國的經濟江河日下——很快就會落在日本和歐洲之後，變成世界第三位——竭力穩住美國經濟仍不失為一件要事。這就是日本人要做的一切。」
「是嗎？」我問道，「如此說來，日本人是在做拯救美國的好事了？」
「我們需要有人這樣做，」康納說，「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我們自己能對付。」
「這是英國人常常講的話，」他搖搖頭，「可是現在英國人破落了，美國人也正在破落。」
「為什麼會破落下來的？」我發問道，嗓門不知不覺提高了。
「日本人說這是因為美國變成了一個物質匱乏的國度。我們放棄了製造業。我們不再生產任何物品。你在製造產品時，你就是在賦予原料新的價值。從字面上講，你就創造了財富。可是美國人不再做這事了。如今美國人掙錢是靠玩弄紙面上的東西，對此日本人說，他們肯定會趕上我們，因為紙面上的收益並不反映真正的財富。他們認為我們對華爾街和無用的債券的迷戀簡直發了狂。」
「因此就該日本人管理我們？」
「他們認為該有人管理我們。他們倒情願我們自己管理自己。」
「我的上帝。」
康納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少來點義憤吧，後輩，因為據花田先生說，周六例會已於1991年休會了。」
「是嗎？」
「是的。那是因為日本人決定不再為美國是否清理其法案而操心。他們看出了美國現狀中的有利可圖之處。美國在酣睡，一切出價低廉。」
「所以周六例會就不召開了？」
「偶爾也舉行幾次，是為了維護日美關係。如今兩國的經濟已緊緊地掛在一起，即使有一方想脫離另一方，也無能為力啦。不過，周六例會再也不是至關緊要的了，基本上成了一般性的社交聚會。所以，坂村對謝里爾·奧斯汀說的那些話並非如此，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