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在卡爾弗城我的公寓里，正坐在床上。電視機是打開的，但我關掉了聲音。實際上，我正一邊看著萊克爾隊的一場比賽，一邊試圖記住我那套日語入門教程上的辭彙。
夜晚十分靜謐。8點鐘左右我就安頓女兒睡了。我把盒式磁帶錄音機放在床上。錄音機里傳出一個女人活潑的聲音，她正念著「你好，我是警察。我能幫助你嗎？」、「請把菜單給我看看」之類的句子。每念完一句，她就停頓一下，以便我用日語重複一遍。我吃力地、結結巴巴地跟著重複。下面她要念的是「蔬菜商店已經打烊。郵局在什麼地方？」諸如此類的話。我盡量集中思想，但也難免開點小差。「早志先生有兩個孩子。」
我模仿著說：「早志先生有兩個……孩……」我詛咒了一句。這時，那女的又念起下一句來了。
「這酒一點也不好喝。」
我的教科書攤開放在床上，旁邊放著我給女兒重新拼排好的「笨先生」拼板。那邊是一本相冊，還有一些她兩歲生日晚會上拍的照片。米歇爾的生日已是4個月前的事了，不過我還沒把它們放進相冊。我得跟上那錄音才行。
「下午兩點鐘有個會議。」那女人的聲音說道。
放在床上的那些照片已經不能反映現在的實際情況。4個月過去了，現在的米歇爾已經完全變了樣。她長高了，已經穿不得生日晚會上穿的那條連衣裙了——那條價格昂貴的、領口鑲著白色花邊的黑天鵝絨連衣裙是我的前妻買的。
在這些照片上，我的前妻扮演著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她端著生日蛋糕讓米歇爾把蠟燭吹滅，幫她打開各種生日禮物的包裝。她看上去真像個對孩子無微不至的媽媽。實際上，女兒跟我住在一起，很少見著她的面。周末是她看望女兒的時間，可是我的前妻有一半時間是不來的，就連女兒的撫養費她也不按時給。
可是從這些生日照片上是根本看不出來的。
「洗手間在哪裡？」
「我有一輛汽車。我們可以一塊兒去。」
我繼續跟著往下學。當然，我有公務在身，那天晚上該我值班。我是鬧市區分局特種勤務處的警官，要隨叫隨到。不過，2月9號是個平靜的星期四，我想不會有多少行動。到9點鐘為止，我只接到了3個電話。
警察局的外事科屬於特種勤務處；我們負責處理外交人員和知名人士所遇到的麻煩，還向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來與警方交涉的外國人提供翻譯或聯絡人員。我們的工作雖然很雜，但沒有什麼壓力：我當班的時候可能會接到五六個請求幫助的電話，但沒有一樁是急事。我幾乎無須出門。這項工作比我以前擔任警方新聞聯絡官時的工作要輕鬆得多。
2月9日夜晚，我接到的第一個電話是關於智利副領事費爾南多·康西卡的。這位副領事喝得醉醺醺、汽車開得東扭西歪的。一輛巡邏車把他的車攔到了路邊，而他卻聲稱自己有外交豁免權。我讓巡邏警察開車把他送回家，然後做了記錄，打算第二天上午再次向智利領事館提出抗議。
一個小時後，我接到了加迪納的警探們打來的電話。他們拘捕了一名與一次飯店槍殺事件有關的嫌疑犯；由於此人只說薩摩亞語，所以他們想要一位翻譯。我回答說翻譯我可以找一個，不過薩摩亞人肯定是會說英語的，因為他們的國家多年來一直是美國的託管地。警探們說他們自己去處理這事。後來，我接到了另一個電話，說幾輛電視台的流動轉播車堵塞了阿羅史密斯音樂會的消防專用通道。我讓那些警官們找消防部門。此後的一個小時平安無事，我又回到教科書上，聽見那女人用動聽的聲音念道：「昨天是個下雨大。」
接著打來電話的是湯姆·格雷厄姆。
「是他媽的日本人，」格雷厄姆說道，「我很難相信這不是他們在搞鬼。你最好到這兒來一下，彼得君。菲格路1100號，在第七大街拐角處，是那幢新建的中本大廈。」
「出什麼事了？」我不得不問一句。格雷厄姆是個能幹的警探，但脾氣不好，而且往往會小題大做。
「是這麼回事兒，」格雷厄姆說道，「幾個該死的日本人要求見特種勤務處的聯絡官，也就是要見你，夥計。他們說聯絡官不來，警察就不能進行調查。」
「不能進行調查？為什麼？是什麼事情？」
「殺人案，」格雷厄姆說，「一個白種女人，大概有25歲，身高6英尺1左右，仰面朝天躺著，就在他們的會議室里。真夠瞧的。你最好能儘快過來一趟。」
「背景里是不是音樂聲？」我問道。
「是的，」格雷厄姆答道，「這兒正在舉行一個大型招待會。中本大廈今天晚上搞了一個排場很大的落成典禮。你來一下，行嗎？」
我說我就來。我給隔壁的阿森西奧太太打了個電話，問她能不能在我出去的時候幫我照看一下女兒；能多幾塊錢花花她是不會反對的。我趁她還沒過來之前換了件襯衣，穿上了一套體面的西裝。這時候，弗雷德·霍夫曼打來了電話。霍夫曼是鬧市區分局的值班警官，個子不高，非常強壯，頭髮有些灰白。「聽著，彼得，我想你在這件事上會需要個幫手。」
「這是為什麼？」我問道。
「這次像是樁兇殺案，涉及到幾個日本人。可能很棘手。你當聯絡官有多久了？」
「大約有6個月了。」我回答道。
「我要是你，就找個有經驗的幫手。找找康納，讓他和你一起去。」
「誰？」
「約翰·康納。聽說過他沒有？」
「聽說過。」我回答說。康納在分局裡大名鼎鼎，是個傳奇式人物，是特勤處最見多識廣的警官。「他不是退休了嗎？」
「他只是在無限期休假，不過仍然辦一些涉及日本人的案子。我覺得他能助你一臂之力。我告訴你怎麼辦。我替你給他打電話。你只要把車開去接他一下。」霍夫曼把康納的地址告訴了我。
「好了。謝謝啦！」
「還有件事。這個案子要使用地面通訊，明白吧，彼得？」
「明白，」我隨口答道，「誰要求的？」
「這樣穩妥些。」
「就照你說的辦，弗雷德。」
所謂地面通訊是指不使用無線電，這樣，那些監聽警方無線電通話頻率的新聞界就不可能聽到我們的通話。每次伊麗莎白·泰勒上醫院，我們都使用地面通訊。有時，某個知名人士十多歲的兒子在車禍中死於非命，我們也使用地面通訊，為的是在電視台的記者上門採訪之前先把消息通知死者的父母。地面通訊常用來處理這類事情。不過，還從未聽說過任何殺人案也採用這種處理方法的。
在驅車前往鬧市區途中，我沒有使用車上的電話，而是在聽無線電廣播。有一則消息報導說一名3歲男孩被子彈擊中，造成腰椎以下癱瘓。這孩子是一場搶劫案的旁觀者，被一顆流彈打中脊椎……我把收音機調到另一個台，它正在播出談話節目。我已經可以看見鬧市區的摩天大廈在朦朦夜色中的閃爍燈光了。我在聖佩德羅拐下高速公路，朝康納的住處開去。
我知道約翰·康納在日本曾呆過一段時間，學習了日本語和日本文化。60年代，他一度是局裡唯一能說一口流利日語的警官，而當時，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洛杉磯地區的日本人最多。
當然，現在局裡能說日語的警官已有80餘人——而且還有很多人像我一樣正在學習。康納幾年前就退了休。但凡跟康納一起共過事的聯絡官都認為他是最棒的。據說他的工作很利索，常常幾個鐘頭就能辦完一樁案子。他辦事幹練，在盤查詢問方面是個能手，能從證人那裡了解到別人了解不到的情況。但是聯絡官們主要還是讚揚他辦案時不偏不倚，秉公辦事。有人曾跟我說過：「跟日本人打交道就像走鋼絲，早晚總要從鋼絲的這一側或那一側掉下來。有的人會認為日本人很了不起，是不會出差錯的。也有的則會認為他們都是邪種壞蛋。而康納卻總能保持平衡，冷靜地格守中庸。他很清楚自己在幹什麼。」
約翰·康納住在離第七大街不遠的工業區，在柴油機貨車倉庫旁的一座磚砌大庫房裡。庫里的運貨電梯已經壞了，我從樓梯爬上三樓，敲了敲他的門。
「門是開著的。」裡面一個聲音應道。
我走進一套小公寓。起居室十分簡潔，是按日本式樣布置的：鋪著草席的地面、推拉式的門和木板牆壁，一幀書法橫幅、一張黑漆桌子，還有一隻花瓶，插著一束白色的蘭花。
我看見門口擺著兩雙鞋，一雙是男人的低跟鏤花牛皮鞋，另一雙是女人的高跟鞋。
我喊了一聲：「康納上尉在家嗎？」
「請稍等一下。」
一扇拉門打開後，康納走了出來。他個子高得嚇人，也許有1.90米，遠遠超過6英尺。他身上穿了一件質地很輕的日本式藍布浴袍。我估計他有55歲。他兩肩很寬、有些歇頂，嘴唇上方的小鬍子修剪得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