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星期三
上午9時33分
霍夫曼和埃文斯坐在會議大廳對面的一條長椅上，遠處太廳的入口處全是亂轉亂擠的人群。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啊！但霍夫曼對身邊的一切都視而不見。他口若懸河，生氣勃勃，雙手亂揮，常常拍打埃文斯的胸脯，而自己卻渾然不覺。
「十年前，我開始研究時尚和俚語，」他說，「當然後者是一種語言時尚。我想弄清決定時尚和語言變化的因素。但很快就發現，根本沒有可以確定的決定性因素。時尚的變化雖然有其規律——循環性、周期性和相關性——但也存在一些隨意的原因。這些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釋性的。你在聽我說話嗎？」
「在聽。」埃文斯贊同地說。
「在任何情況下，我認為周期性和相關性可以看作它們的內部系統。或者，如果你願意，也可以稱之為生態系統。我測試過這個假說，發現頗具探索價值。正如在自然界的森林中、高山上、海洋里存在生態學一樣，在人類的精神、觀念和思想等抽象世界中也有一個生態學。這正是我研究的課題。」
「我明白了。」
「在現代文化中，一種觀念時興時衰。曾幾何時，所有人都相信某一個觀點，但是漸漸地，他們不再相信了。到最後，甚至沒有人記得那箇舊觀念了，就像沒有人記得過時的俚語一樣。你知道嗎，思想本身就是一種時尚。」
「我明白，但是教授，為什麼——」
「你是想知道為什麼觀念也會過時吧？」霍夫曼說。似乎是在自言自語，「答案很簡單——觀念確實會過時。時尚，跟生態學一樣，總是會受到破壞的，對已經確立的秩序進行較大的調整。一道閃電可以燒毀大片森林。不同的物種從燒焦的土地上湧現出來。意外的、偶然的、意想不到的、突然的變化，這就是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世界的樣子。」
「教授……」
「但正如觀念能在突然之間發生改變一樣，它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沉澱下來。一些觀念雖然被科學家們摒棄很久了，卻依然為大眾所接受。有關左腦和右腦的觀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世紀70年代，加州理工學院的史伯里對一群特殊的做了大腦外科手術的病人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大腦可分為左腦和右腦，這種觀點流行開來。實際上，他的發現僅限於這些病人，不具有廣泛的意義。史伯里也否認有其他意義。到了80年代，人們已經十分清楚關於左右腦的觀點是錯誤的——一個正常人的左腦和右腦並不是獨立運行的。但是在流行文化中，二十年過去了。這種觀念還沒有消失。雖然科學家們把它置於一旁幾十年了，但人們卻依然在談論它，相信它，寫書論述它。」
「是的，非常有趣——」
「同樣，在環保思想方面，20世紀60年代，一個叫『自然平衡』的東西被廣泛接受。如果你不干預自然界，它將處於一種自我維持的平衡狀態。這種可愛的觀點有很深的淵源。三千年前希臘人就是這麼想的，沒有任何根據。只是覺得這個觀點似乎很好。然而，到了90年代，沒有科學家再相信自然平衡。生態學家們也因為它是錯誤的而棄之不論了。這是一種不正確的思想，是一種幻想。他們如今講的是動態失衡以及多種平衡狀態。他們現在明白了大自然永遠不會平衡。以前不會，將來也不會。剛好相反，自然界總是處於失衡狀態，意思就是說——」
「教授，」埃文斯說，「我想請教你——」
「意思是說人類，以前被定義為自然秩序的最大破壞者，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整個環境無時無刻不在受到種種破壞。」
「但是喬治·莫頓……」
「是的，是的，你想知道我和喬治·莫頓討論了些什麼。我正要說到這點，我們沒有脫離主題。當然，莫頓想知道有關環境的觀點，特別是關於環境危機的觀點。」
「你跟他說了些什麼？」
「如果你像我和我帶的研究生一樣，研究一下大眾傳播媒體，看一下標準概念的變化，你就會發現一些非常有趣的東西。我們看過主要廣播網新聞節目的副本——全國廣播公司、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我們也讀過紐約、華盛頓、邁阿密、洛杉磯和西雅圖等地報紙上的新聞。我們計算了一下這些媒體使用某些概念和術語的頻率，結果非常令人震驚。」他停下來。
「你們發現了什麼？」埃文斯接過他的提示，說道。
「1989年秋天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在此以前，媒體並沒有過分使用危機、災難、洪澇、瘟疫或者災禍等術語。比方說，在20世紀80年代，危機這個詞語在新聞報道中出現的頻率與預算一樣高。另外，1989年以前，像糟糕、空前、恐懼等形容詞在電視報道或者報紙標題中也不是經常出現。但是後來一切都變了。」
「怎麼變的？」
「這些術語開始出現得越來越頻繁。1995年，災難這個詞語的使用次數是1985年的五倍。到2000年已經達到十倍。此外，新聞報道也發生了變化。更加強調害怕、擔心、危險、懷疑、驚慌等情緒。」
「為什麼從1989年開始變化？」
「啊。問得好。一個具有批判性的問題。在許多方面1989年似乎是很普通的一年：蘇聯潛艇在挪威沉沒；埃克斯·森瓦迪茲油輪事件；薩爾曼·拉希蒂被判處死刑；簡·方達、邁克·泰森以及布魯斯·斯普林司廷的離婚；美國新教聖公會僱用了一個女主教；波蘭認可罷工聯合會；航天者號飛越海王星；舊金山大地震把公路夷為平地；俄國、美國、法國和英國都在進行核試驗。這一年跟以往沒有什麼不同。但是確切地說，危機這個詞開始廣泛使用是在1989年秋天。與柏林牆的倒塌時間如此巧合似乎讓人不敢相信。柏林牆的倒塌是在那一年的十一月九日。」
霍夫曼再次陷入了沉默，意味深長地望著埃文斯。有點洋洋自得。
埃文斯說：「對不起，教授。我還是弄不明白。」
「我們也不明白。開始我們也認為這種聯繫非常牽強，但事實就是如此。柏林牆的倒塌標誌著蘇維埃帝國的解體，以及長達半個世紀的西方冷戰的結束。」
又是一陣沉默。又是得意洋洋的眼神。
「對不起，」埃文斯最後說道，「那時候，我只有十三歲……」他聳了聳肩，「我不知道你要說什麼。」
「彼得，我要說的是，社會控制的概念。每個主權國家都需要對其國人的行為進行控制。使其有序、理性和溫順。讓他們開車時要走在路的右邊——或者左邊，看情況而定。還讓他們納稅。當然，我們知道社會控制的最好辦法是恐嚇。」
「恐嚇？」埃文斯說。
「沒錯。五十年來，西方國家一直將其國民置於一種不斷的恐懼狀態中。害怕敵對的一方。害怕核戰爭。鐵幕政治。邪惡帝國。突然，在1989年的秋天，一切都完結了。遠去了，消失了！完了！柏林牆的倒塌創造了一個令人害怕的真空。大自然厭惡真空。必須有東西來填充。」
埃文斯皺了皺眉：「你是說環境危機代替了冷戰？」
「證據說明的就是這個問題。當然，現在我們還有激進的原教旨主義者和9·11之後的恐怖主義讓我們害怕。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引起恐懼的真正的原因，但這不是我要說的。我要說的是，恐懼總是有原因的。原因會隨著時間而變化，但是恐懼卻永遠地伴隨著我們。在恐怖主義以前，我們害怕的是有毒的環境。我要說的是，雖然恐懼的具體原因會因時而異，但我們會永遠生活在恐懼之中。恐懼充斥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永遠如此。」
他坐在水泥凳上，這時他轉過身子，視線從那群人身上移開。
「你難道不覺得西方社會的文化很奇怪嗎？工業化國家給其國民提供了空前安全、健康舒適的生活保障。上個世紀，人們的平均壽命延長了百分之五十。然而人們卻惶惶不可終日。他們害怕陌生人、害怕疾病、害怕犯罪、害怕環境。他們害怕居住的房子、食用的食物、以及他們周圍的各種技術。對那些看不見的東西，他們尤其恐慌——是驚慌有加——細菌、化學品、添加劑，還有污染物等。他們怯懦、緊張、煩躁、失望。更有甚者，他們相信整個地球的環境正在受到破壞。不可思議啊！如同巫術纏身，這是一種離奇的幻覺——與中世紀關於全世界的幻想如出一轍。世界末日就要來了，我們大家必須生活在恐懼之中。真是令人吃驚啊。這種世界觀是怎麼灌輸給人們的呢？因為雖然我們認為我們生話在不同的國度——法國、德國、日本、美國——但事實上，我們生活在同一狀態，恐懼狀態。這一切是怎麼造成的呢？」
埃文斯什麼也沒說。他知道說什麼也沒有用。
「我告訴你們吧，」他說，「過去——彼得，在你出生之前——西方人認為他們的國家是由一種被稱作軍事工業綜合體所控制的。20世紀60年代，艾森豪威爾就曾警告美國人要對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