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頓公司辦公大樓 下午5時
約翰·馬德情緒平靜——這很危險。
「只是一次簡短的採訪，」他說，「10分鐘，至多15分鐘。你沒有時間去詳談細節，但作為事故分析小組的負責人，你的地位完全適合解釋公司對安全承擔的責任。我們是怎樣小心謹慎地分析事故。我們對產品售後服務承擔的責任。然後你可以解釋我們的初步報告，表明事件是由一個外國維修站安裝的冒牌推力罩引起的，所以它就不會是前緣縫翼事件。這樣我們就主動了，不給巴克一點機會。也不給《新聞線》一點機會。」
「約翰，」她說，「我剛從音響實驗室來。毫無疑問，就是前緣縫翼打開了。」
「得了吧，音響實驗充其量只能是次要的，」馬德說，「齊格勒是神經病。我們只有依靠飛行數據記錄儀才能準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同時，事故分析小組做出了初步調查結論，排除了前緣縫翼。」
好像聽見自己的聲音從遠處傳來，她說：「約翰，這種搞法讓我很不舒服。」
「我們現在談論的是未來，凱西。」
「我懂，約翰，可是——」
「和中國做成這筆大買賣將會拯救整個公司。流動資金，設計改型，新型飛機，美好的未來。這就是我們現在正在談的，凱西。成千上萬人的就業。」
「我明白，約翰，可是——」
「我來問你幾個問題，凱西。你認為我們的N-22型飛機有任何毛病嗎？」
「絕對沒有。」
「你認為它是死亡陷阱嗎？」
「不。」
「公司怎麼樣？是個好公司嗎？」
「當然。」
他凝視凱西，搖搖頭。最後他說：「我要你和一個人談談。」
愛德華·福勒是諾頓公司法律事務部的負責人。他今年40歲，瘦弱又笨拙。此刻他緊張不安地坐在馬德辦公室的椅子里。
「愛德華，」馬德說，「我們遇到個難題。《新聞線》這個周末要在黃金時間播出一檔有關N-22型飛機的報道，這個報道對公司將極為不利。」
「有多不利？」
「他們把N-22稱為死亡陷阱。」
「噢，天哪，」福勒說，「這太不幸了。」
「是的，的確是的，」馬德說，「我把你請來是因為我想知道我們對此能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福勒皺著眉頭說。
「是的，」馬德說，「我們覺得《新聞線》是在卑鄙地追求轟動效應。我們認為他們的節目是無知的，對我們的產品充滿偏見。我們確信他們是在處心積慮、不計後果地詆毀我們公司。」
「我知道了。」
「所以，」馬德說，「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我們能阻止他們播出這個節目嗎？」
「不能。」
「我們能搞到法院的禁制令來阻止他們嗎？」
「不行，那是預先禁令。況且從公關角度講，這是很不明智的。」
「你的意思是說這樣很不好？」
「企圖封住新聞界的嘴嗎？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那將會暗示你們有什麼東西要隱瞞。」
「換句話說，」馬德說，「他們可以播齣節目，而我們卻沒有任何辦法阻止他們。」
「是的。」
「那好吧。但是我認為《新聞線》的情報是不準確的，存有偏見的。我們能要求他們給我們相等的時間陳述我方的證據嗎？」
「不能，」福勒說，「公平準則，包括提供相等時間，在里根總統時期就已經廢止。電視新聞節目現在完全沒有義務對某個內容表述各方面的不同看法。」
「於是他們想說什麼就能說什麼？不管判斷有多麼不可靠？」
「是這樣的。」
「這好像不合適吧。」
「但這是法律。」福勒聳聳肩膀說。
「好吧，」馬德說，「現在，這檔節目將在對我們公司極為敏感的時刻播出。負面的宣傳將會使我們丟掉和中國的那筆交易。」
「是的，會的吧。」
「假定因為他們的節目造成我們商業上的損失。如果我們能證明《新聞線》表現了錯誤的形象——我們也已告訴了他們這是錯誤的——我們可以控告他們造成的損害嗎？」
「從實踐上來講，不行。我們得證明，他們對已知事實。『有意忽視』而編播節目。從歷史上看，這一點是極難證實的。」
「那麼《新聞線》對造成的損失不負任何責任了？」
「是的。」
「他們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如果他們毀了我們的生意，那就是我們活該如此嗎？」
「是這麼回事。」
「難道對他們說些什麼就沒有任何一點限制嗎？」
「好吧，」福勒在椅子里動了動，「如果他們虛假地描述了公司，他們可能得承擔責任。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們已經有了一樁545號航班乘客委託律師代理的官司。《新聞線》就能說他們只是在報道事實而已：是一名律師在對我們進行以下的指控。」
「我明白了，」馬德說，「但是法庭上進行的指控其宣傳面十分有限。而《新聞線》將向4000萬觀眾傳播這些瘋狂的聲音。而且與此同時，他們將通過在電視上反覆播放來自動使這些意見發生作用。對我們造成的損害來自於他們節目的曝光，而不是原有的聲音。」
「我同意你的解釋，是這麼回事，」福勒說，「但法律不這樣看問題。《新聞線》有權利報道一樁訴訟官司。」
《新聞線》難道可以隨心所欲肆無忌憚，對法律的意見進行不受約束的評價而不承擔任何責任嗎？比方說，如果那律師說我們僱人對兒童進行性騷擾，《新聞線》照樣可以對此進行報道而不承擔任何責任？
「對。」
「讓我們假定訴諸法律並且贏得勝利。很顯然《新聞線》對我們的產品進行了錯誤的描述，它的基礎是這律師的證言，並且已經被法院所否決。在這種情況下《新聞線》會被迫撤回他們向4000萬觀眾所作的陳述嗎？」
「不會，他們沒有這項義務。」
「為什麼不？」
「《新聞線》可以決定什麼才有新聞價值。如果他們認為審判的結果沒有新聞價值的話，他們就不必進行報道。這是他們的自由。」
「那麼在這種時候，公司就只好破產了，」馬德說，「3萬名僱員將失去工作、住房、健康保險，然後找到快餐店去開始新的工作。當我們在喬治亞、俄亥俄、得克薩斯和康涅狄格的配件供應商破產的時候，還會再有5萬人失業。所有那些把他們的生命奉獻給設計、建造和服務於世界上最優質的飛機的好人們都會完蛋。事情就是這樣的嗎？」
福勒聳聳肩膀。「這個體制就是這麼回事。是的。」
「那我要說這個體制惡劣透頂。」
「體制就是體制。」福勒說。
馬德瞥了瞥凱西，然後又面對福勒。「現在，愛德華，」他說，「這種情況聽上去真是畸形了。我們製造了一種高質量產品，所有客觀的測試都證明了它是安全可靠的。我們花了好多年時間開發它、試驗它。我們有著無可辯駁的成績。可是，你現在卻說，幾個拍電視的人可以跑來在這裡轉上一兩天，然後在全國電視上把我們的產品搞臭。他們這樣乾的時候對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完全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而我們也沒有任何辦法減少損失嗎？」
福勒點點頭。
「實在是畸形啊。」馬德說。
福勒清清嗓子。「事情並不總是這樣的。不過，在過去的30年里，自從1964年沙利文事件之後，憲法第一修正案就被用來進行詆毀。現在新聞界有了更大的餘地。」
「包括誹謗傷害的餘地嗎？」
福勒聳聳肩膀。「新聞誹謗是老掉牙的抱怨，」他說，「就在憲法第一修正案通過後不幾年，托馬斯·傑斐遜就抱怨過新聞界是怎樣不準確，怎樣不公平——」
「但是，愛德，」馬德說，「我們現在不談200年前的事，我們也不談殖民時代報紙上幾篇無聊的社論。我們現在談的是一個頃刻之間引起四五千萬觀眾強烈興趣的電視節目——在這個國家裡這就算是很大一個百分比啦——這個節目糟踏我們的名聲。毫無道理地糟踏我們的名聲。這才是我們在這兒談論的形勢。那麼，」馬德說，「你建議我們該怎麼做呢，愛德？」
「好吧。」福勒又清清嗓子，「我總是建議我的客戶說實話。」
「這很好，愛德。這個意見很有道理。但我們應該幹些什麼呢？」
「最好是，」他說，「你們準備好解釋545號航班上發生的情況。」
「它四天前發生，我們現在還沒有調查結果。」
福勒說：「你們最好還是找到結果。」
福勒離開之後，馬德轉身面對凱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