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各個群體之間都是彼此息息相關的，就連那些表面上目標完全相反的群體也不例外。格萊斯頓曾觀察到：「在這無常而令人困惑的人生歷程中，儘管不同的個人或團體之間會有表面對立、彼此譴責（甚至用詞極為嚴厲）的狀況，但其實他們仍緊緊相系，彼此密切相關，只是不自覺。」
在維多利亞時代，這種關係最知名、也最明顯的例子，或許就是禁酒俱樂部和酒館之間的激烈對抗。這兩個組織其實目的相同，最後似乎也採取同樣的招徠手法：酒館裡開始設置管風琴、演唱讚美詩，供應不含酒精飲料；而禁酒俱樂部則找來專業藝人表演，營造出一種喧鬧活潑的新氣氛。後來禁酒俱樂部開始買下酒館，改成禁酒的營業場所，這兩股敵對的力量顯然就融為一體了。
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也見證了另一種對立，其焦點就是一種新出現的社會群體——有組織的警力。這支新力量也開始與他們公認的敵人——犯罪份子——發展出種種關係。這些關係在十九世紀引起許多討論，且仍持續至今。警方和犯罪份子在行事方法上有許多相似之處，而且當時很多警察以前就是黑道，反過來說，有的黑道份子以前則當過警察，這個特徵是我們今天思考時不可忽略的事實。此外，詹姆斯·惠斯登爵士也注意到，執法的警力組織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必然問題，「因為，萬一警察真的掃除了所有犯罪活動，這個世界也就不再需要他們了，而任何有組織的軍警當然都不會願意消滅自己。」
在倫敦，羅柏·皮爾爵士於一八二九年建立了首都警察局，總部位於一個通稱為「蘇格蘭場」的小區域。蘇格蘭場本來只是個地名，和許多政府機關的建築物同樣位於白廳區。這些建築物中包括皇室工程總監的官邸，原先主人是伊尼戈·瓊斯，後來是克里斯多福·雷恩爵士。大詩人約翰·彌爾頓於一六四九年到一六五一年替奧力佛·克倫威爾工作期間，就住在蘇格蘭場，而顯然就因為這個關係，兩百年後有個意指警察的俚語，就是「彌爾頓派」（miltonian）。
羅柏·皮爾爵士將新的首都警察局總部設於白廳區，正式地址是白廳街四號，但這個警察局還有一個入口通往蘇格蘭場，於是新聞媒體通常都以「蘇格蘭場」指稱警方，後來這個名詞就成了首都警察局的同義詞。
早年蘇格蘭場急速擴充：一八二九年警力總數是一千人，十年後已經是三千三百五十人，到一八五零年超過六千人，日後在一八七零年還擴充到一萬人。蘇格蘭場的任務十分重大：負責維持將近七百平方哩、超過兩百五十萬人口的治安。
從一開始，蘇格蘭場對於破案便採取一種尊重而謙遜的姿態；官方的解釋總說破案是因為意外交上好運——匿名的線民、吃醋的情婦、湊巧碰上——輕易得有點難以置信。但事實上，蘇格蘭場會利用線民和便衣警探辦案，而這些警探往往會引發激烈的爭議，原因在現代人眼裡十分熟悉，因為很多老百姓擔心警察會任意誘人入罪，然後加以逮捕。誘捕在當時是個熱門的政治說題，蘇格蘭場也想盡辦法為自己辯護。
一八五五年，蘇格蘭場的第一號人物是局長理查·曼恩，他被認為是「講理的律師」，曾多方努力，以改善大眾對首都警察局的觀感。直屬他麾下的是愛德華·哈倫比先生，主管有關卧底警探和線民這些棘手的業務。哈倫比先生的上班時間老是跟其他人不一樣，他會避免和媒體接觸，他辦公室里常有奇怪的人物進出，而且往往是在夜晚。
五月十七日傍晚，哈倫比和他的助手強納森·夏普談了一下。哈倫比後來在他一八七九年出版的回憶錄《警界歲月》中，記錄了這段談話。書中這段話想必有所保留，因為哈倫比設法想解釋為什麽他在事發之前，未能阻止皮爾思的劫盜計畫付諸行動。
夏普對他說：「那個蛇人告密了，我們已經見過目標。」
「他是個什麽樣的人？」哈倫比說。
「看起來像個紳士。大概是個騙子或小偷。那個蛇人說他是從曼徹斯特來的，不過現在住在倫敦一棟好房子里。」
「那個蛇人知道在哪兒嗎？」
「他說他去過，但不記得確切位置。總之是在梅菲爾區。」
「我們不可能去梅菲爾挨家挨戶敲門，」哈倫比說：「能不能設法讓他想起來？」
夏普嘆了口氣：「可能吧。」
「帶他來，我來跟他談。他們打算干什麽壞事，查出來了嗎？」
夏普搖搖頭。「那個蛇人說他不知道。他怕被滅口，你知道，所以很不願意把自己曉得的全說出來。他說這傢伙是在計畫干一票大的。」
哈倫比煩躁起來。「這點消息沒什麽用，」他說：「他們到底打算犯什麽罪，這才是我們的問題，我們得查出正確的答案來。現在誰在盯這位紳士？」
「克瑞默和班頓，長官。」
「這兩個是好手，叫他們好好盯著；另外把那個蛇人帶來我辦公室，快點。」
「我會親自去辦，長官。」夏普說。
哈倫比後來在他回憶錄中寫道：「每一行總會碰到這類狀況，在推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似乎就呼之欲出了，然後卻從眼前溜走。這種事情最讓人感到挫折，而一八五五年的火車大劫案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