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趕上5月19日在華盛頓領取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平獎，凱南中斷了旅居歐洲的生活。在歐洲期間，他的主要活動是做研究，同時與朋友和官員會面。獲得愛因斯坦和平獎之所以令凱南感到高興，有幾個原因：雖然他與愛因斯坦本人從來沒有當面交流過，但兩人都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擁有終身職位；他也非常感激隨該獎一同到來的五萬美元支票；但最重要的還是，他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向更廣泛的聽眾群體宣傳他的觀點。
凱南意識到，戰略武器控制談判已經走進死胡同。談判囿於各種複雜而又無法言明的細枝末節，陷入僵局。第二輪戰略武器控制協議依然沒有在疑慮重重的參議院獲得通過。羅納德·里根總統好戰的言辭更加劇了冷戰的緊張局勢。里根政府的許多官員以及蘇聯大使都出席了愛因斯坦和平獎頒獎典禮，凱南抓住這個機會，提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武器控制方案。這個方案前所未有，簡單明了：兩個超級大國將各自手中的核武器數量直接削減50%。這個提議讓凱南進一步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這樣的變化讓他欣喜萬分又頗感惶恐。雖然已經是七十七歲的高齡，但他仍然要努力平衡公共生活與學者生活之間的衝突。
【正如下文所述，幾十年來，一旦觸及莫斯科，凱南的心中就會激發出一種洶湧澎湃的情感。】
4月13日，莫斯科
我很難用語言來描述今天的感受，對逝去歲月的種種回憶、同情、悲憫和遺憾進一步加深了這些感受，它們與此前的厭惡之情糾結在一起，變成了一種難以言表的複雜情感。
4月16日
面對這樣的軍事政策，以及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花言巧語針鋒相對的形勢，我感到非常無助。對蘇聯一方，我無能為力。六十多年來，他們縱容自己養成了誇大和歪曲事實的習慣，這對俄羅斯人來說就像吃清水煮菜和蕎麥粥一樣司空見慣。然而，我們自己的政府表現又怎麼樣呢，我們不也有著盲目好戰的狂熱嗎？美國政府不僅使自己確信噩夢是真實的，而且還說動了我們的大部分盟友，宣傳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任何膽敢挑戰這種世界觀的人都會被當成危險的破壞分子。
實際上，我一直嘗試了解我們那些優秀公民的思想觀念，結果發現要麼是我瘋了，要麼是他們瘋了：我們雙方對現實的看法竟截然相反。
【莫斯科宣稱將干涉波蘭團結工會暴動，美國政府對此表示抗議，政府的表態讓凱南深感震驚。】
4月17日
現在可以得出什麼推論？——出現新的、異乎尋常的情況了嗎？蘇聯在東德駐紮約十九個師，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五個師，在蘇聯西部地區有十幾個師（我們得知的情況是這樣），還有兩個師已經駐紮在波蘭。難道說，我們就是據此得出結論，在過去十五年間蘇聯已經無力干涉波蘭了？對於這種已經勉強維持超過三分之一個世紀的和平形勢，我們突然表現出極大的擔憂和憤慨是不是有點兒太不合情理了？
我肯定是酣睡了幾十年，醒來後突然發現整個世界完全變了模樣。
前天在大使館吃晚餐的時候，臨時代辦傑克·馬特洛克 向我舉杯祝酒。那是我從這屆政府官員口中聽過的最體貼、最善良的話，足以抵消自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以來所有美國政府官員對我的蔑視和無理的傷害。今天在布拉格餐館吃午餐時，格奧爾基·阿爾卡迪耶維奇·阿爾巴托夫也站在蘇聯的立場對我說了同樣溫暖感人的話，而早些年蘇聯給予我的可從來都不是鮮花和讚美。
如果這些話還不能讓我滿足，那我也太沒有人情味了。當然，這些讚美對我來說真的有些過譽了。比如說，前一段時間獲得的愛因斯坦和平獎，我覺得這對我而言意味著一種責任。願上帝保佑我，在自我感覺良好，甚至有些膨脹的時候，依然能夠擁有敏銳的眼光、謙虛的態度和充沛的精力，在餘生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4月19日
我突然發現，今天是母親逝世七十七周年紀念日，如果沒有她的奉獻和抗爭，我根本就不會活在這個世上。
我沒有機會去了解她。我盡量在腦海中勾勒她的形象：她很美（正如我從照片上看到的那樣），但是有些鄉土氣。我很容易就想像出她的聲音，說話應該就像她的姐姐——我的文姨（Aunty Ven）一樣，拖著中西部地區那種慢吞吞的長腔。她的離世對全家人來說是一個悲劇：我那可憐的老父親需要她；姐姐康斯坦絲也需要她，當時她才六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姐姐從來都沒有從失去母親的傷痛中解脫出來；對於我來說，不同的女性接連不斷出入我家的屋宅讓我感到很困惑，我與女性的關係也受此影響，她們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來照料我，貫穿了我的幼年和童年歲月。
幾年前，有一次我夢見了母親，我知道那就是她。她就那樣靜靜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動不動。她說不出話。生死之隔讓我們無法交流，我已料到情況必然如此……
參觀柴可夫斯基的故居，我為所見的一切深深感動，不僅是為他本人，我對他的音樂創作才華當然欽佩不已，但相較之下我更為見到當年的實物、見到那個時代的證明而感動。離開的時候，我心生惋惜，遺憾自己為什麼沒有早生一百年。19世紀真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時代，包羅萬象，思想激蕩，充滿了美，也充滿悲劇！……
針對非常駐外國居民的監視制度已經放寬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樣讓人備感壓力了。此前，壓迫感無處不在，似乎周圍的一切都瀰漫著一種兇險邪惡的味道，將生活其中的外國人包裹起來：那種感覺持續縈繞在你的身邊，你被充滿敵意和懷疑的眼光監視，而且，甚至那些不得不與你交往的蘇聯公民，也免不了受到管控，同樣處在各種各樣的險惡監視之下。
4月21日
今天的經歷讓我親身體會到（對愛忘事的人來說這總歸是一種有用的體驗），俄羅斯政治現實中充滿了根深蒂固的雙重矛盾：正反雙方之間的矛盾衝突，就像那隻兩個頭朝向迥異的雙頭鷹一樣：牧首宣揚基督教的仁愛與寬容，沙皇則以恐怖手段實行專制獨裁；吉爾斯 領導的外交部用最優雅的法語宣揚和平政策，亞洲司的人則喊著好勇鬥狠的俄語口號，在南部邊境實施陰謀詭計；20世紀30年代的外交人民委員會像外交部一樣奉行謹慎友好的外交政策，而共產國際則致力於推翻前者傾力要維持友好關係的那些政府；現在，阿爾巴托夫等人都表現出感人的溫和與友善，但是我和其他人都愛莫能助，我們沒有實權，無法影響美國政府；另一方面，國防部的人和秘密警察都相信戰爭不可避免，一如百年前沙俄帝制時代的戰爭部長和總參謀部參謀長。我們國內的強硬派和軍事策劃者也是如此，完全被彼此之間無法點破的核軍備競賽所蒙蔽，一直想像著戰爭，謀劃著戰爭……恰恰是因為他們的這種思維方式，這場戰爭變得不可避免，他們口頭上宣稱希望阻止這場戰爭，但是又堅決不願意實行政策透明化，這種秘密和隱匿的行為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危險。這種雙頭鷹現象，有時候讓人能感覺到它的溫暖，它洋溢著阿爾巴托夫式的同情心，有時候又充斥著斯大林式的暴政，對這種現象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
……很明顯，不要把賭注完全投給其中一方，因為無論你如何深受打動，都無權忽略另一方。但是在必須做出選擇的時候，我願意支持更有希望的一方，因為這是更具人性也更為高尚的一方，顯然是我們最好的選擇——實際上這也是避免我們損失過於慘重的唯一選擇。這樣的選擇在政治上可能會處於劣勢，比如阿富汗當前的形勢，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你就會發現此種選擇帶來的正面效應。畢竟，從長期角度來說，政府的「文明開化」能力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像充滿悔恨的俄羅斯人現在從波蘭學到的教訓一樣）。許多被扭曲的時刻，將在潛藏於文化中的神秘慣性推動下，通過人們的努力慢慢糾正過來。但是，現代戰爭特別是核戰爭的恐怖後果卻沒有機會得到糾正。當然，這種恐怖的結果不限於核戰爭，也見於常規戰爭。過去的日子將一去不復返，一場大戰就會讓所有的希望和文化消亡殆盡。
4月27日，哥本哈根機場
在離開列寧格勒之前，我最後步行去看了一眼涅瓦河。我想，這是我在俄羅斯停留的最後一個小時了——永別了。在這短暫的時刻，我沉浸在普希金筆下「磅礴壯麗」的河流里，窮盡我腦海中關於河岸的所有記憶，我認為這裡是我見過的世上僅次於威尼斯的壯美河岸，它的流域比威尼斯還要廣闊。
前往赫爾辛基的火車之行非常舒適。車窗外的森林覆滿積雪，一路上時而雪花簌簌，時而艷陽高照。當今最優秀的美國外交史學家（以及研究美國問題的學者）約翰·加迪斯已經在赫爾辛基待了一年了。他不辭勞苦地到火車站接我，陪我們去旅館……第二天陽光明媚，但是天氣依然寒冷。加迪斯夫婦邀請我們去港口旁邊公園裡的維多利亞餐廳吃午飯。很慚愧讓他們請客，他們還是年輕人，這裡又是一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