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二十本書和成千上萬封信件、演講稿、外交電文和政策備忘錄，凱南還手寫或用打字機記錄了將近五英尺厚的日記。本書的讀者有必要了解，我從將近兩萬頁文稿中精選材料時所採用的標準。儘管凱南認為他的日記是私人的而非政治性的，但他確實在其中討論了具體的外交政策問題，特別是在1944年～1945年、1949年～1950年期間。除此之外，整部日記還包含了對美國外交政策總體方向的評論，這些批評往往很尖銳。我基本上將日記中所有的政治評述都收入了本書，僅僅省略了一些重複的細節以及僅有極少數專業人士才感興趣的評論。總的來說，我把凱南最生動的散文都收入書中，透過這些富有代表性的敘述，我們可以了解凱南多姿多彩的經歷、情緒和所思所想。如果說我忽略了日記中某些話題的話，那就是凱南船長在斯堪的納維亞海域駕駛他喜愛的「納加維卡」號和「北風」號航行時所記的航海日誌。
在本書中，未採用的原始日記段落內容以省略號標記。曾公開過的日記相關內容中，未採用的材料則未以省略號標記。編輯過程中，我簡化了凱南偶爾使用的特殊標點符號，並修改了幾處鮮見的拼寫錯誤，此類修改未做標註。他用俄文或德文書寫的字句段落都用腳註予以註明。
我非常享受整理編輯這本日記，在這個過程中，我非常榮幸地認識了凱南夫婦的兒女們。格蕾絲·瓦納克跟我分享了往事以及她那本引人入勝的回憶錄《冷戰的女兒》（Daughter of the Cold War）。瓊·凱南非常慷慨地允許我使用她珍藏的家庭照片。一如格蕾絲和瓊，克里斯托弗·凱南熱情地邀請我去家中談論他父親的生平。溫迪·凱南也跟我分享了她的許多回憶。比爾·萊利、瑪麗·艾奇遜·邦迪和苔莉·布拉姆雷（Terrie Bramley）與凱南交往多年，也提出了他們的真知灼見。馬庫斯·帕杜爾奇克（Marcus Padulchick）為我詳細介紹了凱南生命最後幾個月的情況。許多年以前，我聆聽沃爾特·拉菲伯的精彩講演，那是我第一次認識到凱南的重要。
若沒有普林斯頓大學希利·馬德手稿圖書館的凱南日記出版計畫諮詢委員會（Kennan Diaries Project Advisory ittee）對我的信任，我自己無力承擔本書的編輯工作。委員會成員包括約翰·劉易斯·加迪斯、理查德·埃默曼（Richard Immerman）、丹尼爾·林克（Daniel J. Linke）、保羅·邁爾斯（Paul Miles）和布雷德利·辛普森（Bradley Simpson）。理查德·埃默曼在整個編輯過程中向我提出了諸多忠告；約翰·加迪斯對我提出的問題予以慷慨的回應，並通讀了序言；館員丹尼爾·林克不遺餘力地為我提供幫助，為出版之利調動了馬德圖書館的各種資源。圖書館的其他工作人員，如阿曼達·派克（Amanda Pike）、阿德利亞娜·漢森（Adriane Hanson）、克里斯蒂·盧茨（Christie Lutz）等，也給予我極大的幫助。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的馬里安·澤拉茲尼（Marian Zelazny）和圖書管理員瑪利亞·圖克（Marcia Tucker）、克里斯汀·迪貝拉（Christine Di Bella）和艾麗卡·摩斯納（Erica Mosner）也為我提供了幫助。感謝馬克·勞倫斯（Mark Lawrence）、詹姆斯·麥卡利斯特（James Mcallister）、漢娜·古爾曼（Hannah Gurman）和安德斯·史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對凱南日記出版計畫提出熱心的建議。邁克爾·卡倫（Michael Cullen）也對我幫助良多。感謝編輯過程中承擔文字錄入工作的達拉·霍爾（Dara Hall），以及承擔翻譯工作的科斯尼婭·塔塔爾琴科（Ksenia Tatarko）、瑪西亞·申克（Marcia C. Sck），感謝他們認真細緻的工作。安德魯·威利（Andrew Wylie）也為日記的出版做出了貢獻，他的幹練和職業精神讓人欽佩。此外，德雷克·麥克菲利（Drake McFeely）富有價值的建議、瑪麗·巴布科克（Mary Babcock）的編輯潤色以及傑夫·施里夫（Jeff Shreve）的躬身奉獻和明智判斷都讓我感激不已。
2009年～2010年在高級研究所期間，我此前萌發的對喬治·凱南的興趣更加濃厚了。狄宇宙（Nicola Di o）建議我辦一個關於凱南的「業餘時間座談會」。這個提議激發我認真查找了新近公開的所有凱南文件。這種非正式的討論會促使我與凱南在研究所的前同事葛蘭·鮑爾索克（Glenn Bowersock）、莫頓·懷特（Morton White）、歐文·拉文（Irving Lavin）、馬里安·拉文（Marian Lavin）和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進行了一系列對話。戴森還慷慨地讓我瀏覽他與凱南的通信。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主任彼得·戈達德（Peter Goddard）對我的工作很感興趣，邀請我在2011年春季和夏季方便時重返研究所工作，當時我剛剛啟動凱南日記的編撰工作。阿維沙伊·馬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為我提供了諸多便利。
在整本書的編輯過程中，家人給了我有力的支持。我的兄弟查爾斯·科斯蒂廖拉（Charles Costigliola）以他專業的技術為我提供了全天候的服務，一直熱情不減。女兒詹妮弗·南希·科斯蒂廖拉（Jennifer Nancy Costigliola）、女婿喬希·塔斯基（Josh Tarsky）以他們自己的工作給予我動力，小孫女艾薇娃·塔斯基（Aviva Tarsky）給我帶來很多快樂的時光，我的母親南希·科斯蒂廖拉（Nancy Costigliola）與喬治·凱南年歲相近，也同樣精力充沛。我深感虧欠的人是妻子戴安·貝爾圖奇（Diaucci），她一直以來表現得非常執著，讓我相信她真的對凱南的某個故事或某一方面興趣甚濃。她是難得的伴侶，能與我苦樂與共。
在結束致謝之前，我不能不感謝喬治·凱南，感謝他以熱切的胸懷深愛著美國，感謝他力圖使美國成為一個更謹慎、更有思想、更加穩重，商業氣息不過分濃厚的國家。從傳統意義上來說，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希望美國能夠回歸昔日的良善社會，他想保護它不受浸染。雖然凱南在種族、族群和性別問題上有偏見，但是作為一個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他非常傑出，睿智深邃，卓爾不群。我很感激能有幸將他的思想儘可能地呈現給更多的讀者。他對和平、對外干涉和環境保護一直保持關注，卻常常因為無人傾聽而深感失望。凱南之所以記日記，部分原因就在於，他希望這本日記能跟其他著作一樣，在他去世多年以後，還能有人閱讀並引起讀者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