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樊籬從此開始了；八年來，我就一直禁錮在這個牢籠里，不論我用什麼辦法都沒能刺透它那駭人的黑影。在我沉溺於其中的這個不幸的深淵裡，我感到人家給我的打擊，一下一下都落到我的身上，我看到打擊我的直接工具，卻看不見那隻操縱工具的手，又看不見這隻手所使用的方法。恥辱和災難，彷彿自動地落到我頭上來了，表面上還顯然若無其事。當我這顆破碎的心忍受不住而呻吟起來的時候，我倒象個無痛呻吟的人了。造成我身敗名裂的那些人們，竟然找到了那種不可思議的伎倆，使社會大眾都不知不覺地成了他們的同謀，還看不出他們的陰謀所產生的後果。所以當我現在敘述與我有關的那許多事件、我身受其苦的那種種虐待以及我所曾遭受到的一切的時候，我都無法追本窮源，找到那隻發動的手，無法一面說出事實，一面指出原因。這些最初的原因，在前三章里都寫下來了；一切與我利害攸關的事情，一切秘密的動機，在前三章里都揭示出來了。但是，要說明這種種不同的原因究竟怎樣結合在一起造成了我生活中那許多離奇的事件，我是辦不到的，連猜也猜不出來。如果我的讀者中有人樂於深究這些秘密，發現真理，我就請他們仔細重讀一下前三章；然後，請他們在以後每讀到一個事實，就利用他們掌握到的材料進行考查，由一個陰謀上溯到另一個陰謀，由一個因素上溯到另一個因素，直到全局的最初發動者。我當然知道他們的研究將達到什麼樣的終點，但是引導他們達到這個終點的那些地道，路途是幽暗而曲折的，我自己無法摸清。
我在依弗東居住期間，跟羅甘先生的全家都認識了，其中有他的甥女波瓦·德·拉·杜爾夫人以及她的女兒們。我似乎已經說過，孩子們的父親我是以前在里昂就認識了的。波瓦·德·拉·杜爾夫人是來依弗東看舅父和他的姊妹的；她的長女，年約十五歲，非常聰明，性情脾氣又極好，使我十分喜愛。我以最親切的友誼依戀著她們母女二人。這個女孩子本來由羅甘先生作主，許給了他的當上校的侄兒了。上校已屆中年，對我也表示極端敬慕，但是，雖然伯父熱中於這樁婚事，侄兒也切盼成功，我也極希望他們兩人都能獲得滿意的結果，可是年齡的懸殊和那女孩子的極度憎惡使我和做母親的聯合起來勸阻這樁婚事，結果它也就沒有成功。上校後來娶了他的親戚狄安小姐，她的性情和面貌，我覺得都十分出色，並使他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親。雖然如此，羅甘先生還是不能忘記我在這件事上拂逆了他的意願。我心裡卻是泰然的，因為我深信，我對他和對他的家庭，都盡了最神聖的友誼所規定的義務，這個義務並不是事事逢迎，而是事事都進些最好的忠告。
我若是到日內瓦去，究竟會有什麼樣的待遇在等待我呢？關於這個問題，我揣度的時間並不長。我的書在日內瓦被燒掉了，並且，六月十八日，即在巴黎被通緝之後九天，我又在日內瓦被通緝了。在這第二道通緝令里，荒謬絕倫的話堆砌得實在太多，教會法也違犯得實在太明顯，所以我剛開始聽到消息的時候還不肯相信呢；到消息完全證實之後，我生怕這樣明目張胆、這樣駭人聽聞的一個違法行為，把從良知的法則起的一切法則都破壞凈盡了，也會把日內瓦鬧得天翻地覆的。後來我把心放下了，因為一切都平靜如常。如果在無知的小民中間有些人言嘖嘖，那也只是沖著我的，我被所有的妄人、所有的學究公開地罵著，彷彿象一個沒有好好背出教理入門的小學生，人家要舉起鞭子打他。
這兩個通緝令就是信號，全歐洲都起來咒罵我了，其憤激之情，真是史無前例。所有雜誌，所有報紙和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中的合理成分作出了客觀的評，所有小冊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鐘。特別是法國人，這個民族本來是那麼溫和、有禮貌、豪邁，平時又那麼自負，能對不幸者顧大體、全大義，現在竟突然忘掉了他們最寵愛的那些美德；都爭著來打擊我，以辱罵的頻繁和猛烈來顯得高人一等。我成了一個反教分子、一個無神論者了，一個狂人、一個瘋子了，一頭猛獸、一隻豺狼了。接辦《特勒夫日報》的主編罵我患有狼人病，而其語無倫次倒恰好證明他自己患有狼人病。總之，簡直可以說，在巴黎，一個人隨便以什麼為題發表一篇文章，如果不插進幾句話來罵我，就怕以違警論罪。我對這種全體一致的憤恨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幾乎認為所有的人都瘋了。真是怪事啊！《永久和平》的編者竟會挑起紛爭，《薩瓦副主教信條錄》的印行者竟會是反教分子，《新愛洛伊絲》的作者竟會是只豺狼，《愛彌兒》的作者竟會是個狂人！我的上帝呀，如果我發表了《論精神》或類似的一部書，又該是什麼人了？然而，在起來反對《論精神》的作者的那場風暴中，社會大眾遠沒有把自己的呼聲跟迫害者的呼聲聯合起來，相反，他們卻以對作者的極口稱讚為他出了氣。我請大家把他的書和我的著作比一比，再把這些書所受到的不同對待，兩個作者在歐洲各國所受到的不同待遇也比一比；請大家對這種種不同找出些能使通情達理的人感到滿意的理由來吧。我所要求的不過如此，其餘的我什麼也不說了。
我在依弗東的日子過得很好，所以在羅甘先生和他的全家熱烈要求之下我決定就在那裡待下去。本城大法官莫瓦利·德·讓讓先生又以其隆情厚誼鼓勵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裡有一座小樓，在庭院與花園之間，他敦促我就在那裡住下。他的情意至為懇切，所以我接受了；於是他立刻就忙著布置傢具，安排我的小家庭所需要的一切。羅甘本人是包圍我最殷勤的人之一，整天不離開我。我對這樣多的愛撫，始終是心中知感的，但是有時也感到相當麻煩。我搬家的日子已經定了，我又寫了信給戴萊絲，叫她來跟我相會，這時我突然聽說，伯爾尼邦掀起了一場反對我的風暴，據說是那些虔誠的教徒搞起來的，但我始終沒能識透它最初的原因。參議院不知是受了誰的鼓動，似乎不願意讓我在隱遁中得到安寧。法官先生第一次得到這種騷動的消息，就寫信給好幾位政府成員，為我關說，責備他們不該採取盲目的不寬容態度，說他們把那麼多的匪徒都還收留在他們的治下，而對一個受壓迫的才智之士卻反而拒絕收容，未免可恥。據某些機靈的人推測，他責備得那麼強烈，反而招惱了那班人，並沒有起什麼緩和作用。姑不論這種推測對不對吧，反正他的信譽和辯才都沒能擋住那一著。他一聽說有命令要向我下達，便趕前通知了我；我為著不坐待命令的到達，決定第二天就動身。難的是不知道該往哪裡跑。眼前日內瓦和法國都對我關門了，我預料到在這件事情上每個國家看到鄰邦的做法都會趕緊仿效的。
波瓦·德·拉·杜爾夫人建議我住到一所傢具齊全的空房子里去，這是他兒子的房子，在訥沙泰爾邦的特拉維爾山谷中的莫蒂埃村，只要翻過一座山就到了。這份盛情來得特別合適，因為在普魯士國王治下的各邦里，我會自然而然地得到庇護，免遭迫害的，至少，宗教在那裡不大會成為借口。但是我心裡有個難處，卻又不便說出，很使我有遲疑的必要。我生來就熱愛公理，這種熱愛一直燃燒著我的心靈，再加上我對法國又暗中傾慕，所以我對普魯士國王有一種厭惡之情，我覺得他以他那些處世原則和所作所為，把對自然法則和對人類義務的任何尊嚴都放在腳下踐踏盡了。在我當初裝飾蒙莫朗西碉樓的那些配了框的版畫之中，就有這位國王的一幅肖像，像下我寫了一首雙行詩，末句是：
「他思想是哲學家，而行為則是君王。」
這句詩，在任何別人的筆下寫出，都會是一句相當美的頌詞，但在我的筆下卻另有一種意義，毫不含糊，而且上一句把它解釋得太清楚了。這首雙行詩，凡是來看我的人都見過，而且來看我的人並不在少數。羅倫齊騎士並且把它抄給了達朗貝，我毫不懷疑，達朗貝準會把它奉給國王作為我對他的獻禮的。這第一個錯誤，我又拿《愛彌兒》里的一段文章把它加重了，在這段文章里，人們在多尼安人的國王阿德拉斯特身上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出我心目中所指的究竟是誰。這個影射並沒有逃過許多挑剔者的眼睛，布弗萊夫人就多次跟我提起過。因此，我保證我是被用紅墨水記在普魯士國王的紀錄簿子上的；而且，假定他的處世原則真如我設想的那樣的話，那麼，我的作品和它們的作者就只有討他嫌惡了，因為，大家都知道，惡人和暴君總是把我恨入骨髓的，即使他們不認識我，單是讀到我的著作就夠了。
然而，我還是放膽去聽憑他擺布，而且我相信冒的危險並不太大。我知道，卑劣的好惡之情只能支配軟弱的人，而對性格堅強的人——我一向認為他就是這樣的人——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我判斷，按照他的統治藝術，遇到這樣的機會是要做出豁達大度的樣子給人看看的，而且，真正的豁達大度也並非他的性格所不能做到的事。我認定，卑鄙而輕易的報復在他的心裡一點也不可能勝過他對光榮的追求，而且，我設身處地去想，覺得他利用這次機會以他的慷慨大度來征服一個曾膽敢私議他的人，又絕非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