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在歷史上多得難以數計的自傳作品中，真正有文學價值的顯然並不多，而成為文學名著的則更少。至於以其思想、藝術和風格上的重要意義而奠定了撰寫者的文學地位——不是一個普通的文學席位，而是長久地受人景仰的崇高地位的，也許只有《懺悔錄》了。盧梭這個不論在社會政治思想上，在文學內容、風格和情調上都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的人物，主要就是通過這部自傳推動和啟發了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使它——用當時很有權威的一位批評家的話來說——「獲得最大的進步」、「自巴斯喀以來最大的革命」，這位批評家謙虛地承認：「我們十九世紀的人就是從這次革命里出來的」。
寫自傳總是在晚年，一般都是在功成名就、憂患已成過去的時候，然而對於盧梭來說，他這寫自傳的晚年是怎樣的一個晚年啊！
一七六二年，他五十歲，刊印他的著作的書商，阿姆斯特丹的馬爾克－米謝爾·雷伊，建議他寫一部自傳。毫無疑問，象他這樣一個平民出身、走過了漫長的坎坷的道路、通過自學和個人奮鬥居然成為知識界的巨子、名聲傳遍整個法國的人物，的確最宜於寫自傳作品了，何況在他的生活經歷中還充滿了五光十色和戲劇性。但盧梭並沒有接受這個建議，顯然是因為自傳將會牽涉到一些當時的人和事，而盧梭是不願意這樣做的。情況到《愛彌兒》出版後有了變化，大理院下令焚燒這部觸怒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作品，並要逮捕作者，從此，他被當作「瘋子」、「野蠻人」而遭到緊追不捨的迫害，開始了逃亡的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當局也下令燒他的書，他逃到普魯士的屬地莫蒂亞，教會發表文告宣布他是上帝的敵人，他沒法繼續呆下去，又流亡到聖彼得島。對他來說，官方的判決和教會的譴責已經是夠嚴酷的了，更沉重的一擊又接障而來：一七六五年出現了一本題名為《公民們的感情》的小冊子，對盧梭的個人生活和人品進行了攻擊，令人痛心的是，這一攻擊並不是來自敵人的營壘，而顯然是友軍之所為。盧梭眼見自己有被抹得漆黑、成為一個千古罪人的危險，迫切感到有為自己辯護的必要，於是在這一年，當他流亡在莫蒂亞的時候，他懷著悲憤的心情開始寫他的自傳。
整個自傳是在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中斷斷續續完成的。在莫蒂埃和皮埃爾島時，他僅僅寫了第一章，逃到英國的武通後，他完成了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第五章到第六章則是他回到法國後主義》、《孔德和實證主義》、《論自由》等。，一七六七年住在特利堡時完成的，這就是《懺悔錄》的第一部。經過兩年的中斷，他於一七六九年又開始寫自傳的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懺悔錄》的第二部，其中大部分是他逃避在外省的期間寫出來的，只有末尾一章完成於他回到了巴黎之後，最後「竣工」的日期是一七七年十一月。此後，他在孤獨和不幸中活了將近八年，繼續寫了自傳的續篇《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夢想》。
《懺悔錄》就是盧梭悲慘的晚年的產物，如果要舉出他那些不幸歲月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內容，那就是這一部摻合著辛酸的書了。這樣一部在殘酷迫害下寫成的自傳，一部在四面受敵的情況下為自己的存在辯護的自傳，怎麼會不充滿一種逼人的悲憤？它那著名的開篇，一下子就顯出了這種悲憤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盧梭面對著種種譴責和污衊、中傷和曲解，自信他比那些迫害和攻擊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們來得高尚純潔、誠實自然，一開始就向自己的時代社會提出了勇敢的挑戰：「不管末日審判的號角什麼時候吹響。我都敢拿著這本書走到至高無上的審判者面前，果敢地大聲說：『請看！這就是我所做過的，這就是我所想過的，我當時就是那樣的人……請你把那無數的眾生叫到我跟前來！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然後，讓他們每一個人在您的寶座前面，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有誰敢於對您說：我比這個人好，』」
這定下了全書的論辯和對抗的基調。在這對抗的基調後面，顯然有著一種激烈的衝突，即盧梭與社會的衝突，這種衝突決不是產生於偶然的事件和糾葛，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階級根由的。
盧梭這一個鐘錶匠的兒子，從民主政體的日內瓦走到封建專制主義之都巴黎，從下層人民中走進了法蘭西思想界，象他這樣一個身上帶著塵土、經常衣食無著的流浪漢，和整個貴族上流社會當然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性的存在，它是各門科學研究的對象；後者是本原的存在，是，即使和同一營壘的其他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也有很大的不同。孟德斯鳩作為一個擁有自己的莊園、同時經營工商業的穿袍貴族，一生過著安逸的生活；伏爾泰本人就是一個大資產者，家有萬貫之財，一直是在社會上層活動；狄德羅也是出身於富裕的家庭，他雖然也過過清貧的日子，畢竟沒有盧梭那種直接來自社會底層的經歷。盧梭當過學徒、僕人、夥計、隨從，象乞丐一樣進過收容所，只是在經過長期勤奮的自學和個人奮鬥之後，才逐漸脫掉聽差的號衣，成了音樂教師、秘書、職業作家。這就使他有條件把這個階層的情緒、願望和精神帶進十八世紀的文學。他第一篇引起全法蘭西矚目的論文《論科學與藝術》（1750）中那種對封建文明一筆否定的勇氣，那種敢於反對「人人尊敬的事物」的戰鬥精神和傲視傳統觀念的叛逆態度，不正反映了社會下層那種激烈的情緒？奠定了他在整個歐洲思想史上崇高地位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75）和《民約論》（1762）對社會不平等和奴役的批判，對平等、自由的歌頌，對「主權在民」原則的宣傳，不正體現了十八世紀平民階層在政治上的要求和理想？他那使得「洛陽紙貴」的小說《新愛洛伊絲》又通過一個愛情悲劇為優秀的平民人物爭基本人權，而帶給他悲慘命運的《愛彌兒》則把平民勞動者當作人的理想。因此，當盧梭登上了十八世紀思想文化的歷史舞台的時候，他也就填補了那個在歷史上長期空著的平民思想家的席位。
但盧梭所生活的時代社會，對一個平民思想家來說，是完全敵對的。從他開始發表第一篇論文的五十年代到他完成《懺悔錄》的七十年代，正是法國封建專制主義最後掙扎的時期，他逝世後十一年就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這個時期，有幾百年歷史的封建主義統治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長期以來，封建生產關係所固有的矛盾、沉重的封建壓榨已經使得民不聊生，農業生產低落；對新教徒的宗教迫害驅使大量熟練工匠外流，導致了工商業的凋敝；路易十四晚年一連串對外戰爭和宮廷生活的奢侈浪費又使國庫空虛；路易十五醉生夢死的荒淫更把封建國家推到了全面破產的邊緣，以致到路易十六的時候，某些改良主義的嘗試也無法挽救必然毀滅的命運了。這最後的年代是腐朽、瘋狂的年代，封建貴族統治階級愈是即將滅頂，愈是頑固地要維護自己的特權和統治。杜爾果當上財政總監後，提出了一些旨在挽救危機的改良主義措施，因而觸犯了貴族特權階級的利益，很快就被趕下了台。他的繼任者內克僅僅把宮廷龐大的開支公之於眾，觸怒了宮廷權貴，也遭到免職。既然自上而下的旨在維護封建統治根本利益的改良主義也不為特權階級所容許，那麼，自下而上的反對和對抗當然更要受到鎮壓。封建專制主義的鼎盛雖然已經一去不復返，但專制主義的淫威這時並不稍減。伏爾泰和狄德羅都進過監獄，受過迫害。這是十八世紀思想家的命運和標誌。等待著思想家盧梭的，就正是這種社會的和階級的必然性，何況這個來自民間的人物，思想更為激烈，態度更為孤傲：他居然拒絕國王的接見和賜給年金；他竟然表示厭惡巴黎的繁華和上流社會的奢侈；他還膽敢對「高貴的等級」進行如此激烈的指責：「貴族，這在一個國家裡只不過是有害而無用的特權，你們如此誇耀的貴族頭銜有什麼可令人尊敬的？你們貴族階級對祖國的光榮、人類的幸福有什麼貢獻！你們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敵，凡是在貴族階級顯赫不可一世的國家，除了專制的暴力和對人民的壓迫以外還有什麼？」
《懺海錄》就是這樣一個激進的平民思想家與反動統治激烈衝突的結果。它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在封建專制壓迫面前維護自己不僅是作為一個人、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人權和尊嚴的作品，是對統治階級迫害和污衊的反擊。它首先使我們感到可貴的是，其中充滿了平民的自信、自重和驕傲，總之，一種高昂的平民精神。
由於作者的經歷，他有條件在這部自傳里展示一個平民的世界，使我們看到十八世紀的女僕、聽差、農民、小店主、下層知識分子以及盧梭自己的平民家族：鐘錶匠、技師、小資產階級婦女。把這樣多的平民形象帶進十八世紀文學，在盧梭之前只有勒·薩日。但勒·薩日在《吉爾·布拉斯》中往往只是把這些人物當作不斷蔓延的故事情節的一部分，限於描寫他們的外部形象。盧梭在《懺悔錄》中則完全不同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論述了數學的辯證本性和現實根源。20，他所注重的是這些平民人物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