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社新來了一個實習生，嘴甜人靚，報到的頭一天，走到辦公室里的每個人面前進行自我介紹：「某老師您好，我叫某某，請多多關照。」一同奉上的，還有甜美的微笑和親手沖的一杯咖啡，雖然是速溶的，也夠暖人心了。
帶她出去採訪，也總是一口一個「老師」。我開始讓她直呼其名，後來見她執意不肯，也就由她去了。
小姑娘很討人喜歡，就是對於從事這一行缺乏最基本的常識。再重要的會她也是踩著點兒到，偶爾還會遲到，坐在會場埋頭就玩手機。回去時試著讓她寫個初稿，她連出席領導的名字都記不全。後來我就很少帶她去採訪了。
一天深夜，我去報社拿點東西，走進辦公室看見這小姑娘正對著電腦奮戰，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熬得通紅。
我問她：「這麼晚了怎麼還不回去？」
她一聽，眼淚「刷」地掉了下來，抽泣著告訴我，她的實習期快到了，一直想爭取留下來，可是領導列舉了她實習期間種種不合格的表現，告訴她她不能留下來了。
「他們說我開會不知道提前十五分鐘去，寫的稿子連五要素都不全，可是這些，都沒有人手把手地教過我啊。」小姑娘圓睜著一雙無辜的眼看著我。
我不知怎樣告訴她，在新聞行業，永遠不要太指望有人會手把手教，老記者也帶實習生，培養出師徒情誼的還真不多。
但我確實也碰到過那樣一個人，如果不是他那麼耐心教我的話，我很有可能和這個深夜哭泣的小姑娘一樣，獨自摸索了幾個月連新聞的門都摸不到。
我從來沒有叫過他老師，但在我心目中，他就是我師父。
我初到這家報社的時候，只有二十齣頭，研究生還沒有畢業，表面上看起來驕傲無比，實際內心充滿了惶恐。
還記得剛來那天，我跟著人事科的人走進採訪部，偌大的一個辦公室，黑壓壓的坐滿了人，見我走進來，大多數人連眼皮子也不抬一下，繼續埋頭趕稿。
我被分配到一個角落裡坐下，指望著能有誰告訴我應該做些什麼。這家報社沒有老帶新的制度，實習生們被隨便塞到哪一個組，就只能等著記者們樂意時帶出去做些採訪。作為一個羞怯到死的新人，我一開始只有對著電腦枯坐的份兒，所有人都在忙碌，只有我無所事事，那個下午，我真害怕會這樣一直枯坐到天荒地老。
快下班時，我終於鼓起勇氣走到主任面前去，讓他給我點兒活干。
主任問我：「你會幹什麼？」
我想也沒想就答：「我什麼都不會。」
現在想起來真是欠揍。
主任是個老好人，寬慰我說：「沒事先看看報紙。」坐在旁邊的一個男記者倒是忍俊不禁。
我只好回到角落裡繼續枯坐，就在我快要絕望的時候，隔壁的格子間探出了一張笑臉，有人對我說：「嗨，你好，我明天有個採訪，你願意跟我去嗎？」
在當時的我看來，這張笑臉無比燦爛，儘管眼角邊的褶子多了些。
他就是剛剛那個笑我的男記者，後來他說：「認識你的第一天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怎麼會有那麼傻的人，居然敢當著領導的面說自己什麼都不會？」
我覺得他更傻，既然已經知道我這麼缺心眼，還主動請纓帶我去採訪。
這個笑我的男人後來成了我師父。
回想起來，他的笑臉對當時的我實在太重要了。你可以想像，一個還沒畢業的姑娘，隻身南下，舉目無親，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行業，要多無助就有多無助。這時候有人願意伸出援手，哪怕是根稻草，也會拚命抱住。
其實他只不過比我先來報到幾天而已，不過在這一行，已經很資深了，據說寫過一些很牛逼的稿子，拿過大大小小的獎項。
我那時還是個想在這一行業有所發展的人，不可否認，那段牛逼哄哄的從業經歷為他增色不少。
更何況，他長得還真不錯。一米八的個子，瘦削，挺拔，頭髮剪得很短，劍眉星目的樣子。連樓下子報的同行見了都說：「這個小夥子可真精神。」
其實，他哪是什麼小夥子啊？對於我來說，三十好幾的他簡直就是個半老頭子了。我不知道他到底大我多少，不過從他笑起來眼角的褶皺來看，應該是大了很多的，所以從一開始，我就是視他如師長的。
他是揚州人，頭一次聽他自報家門時，我驚叫了一聲說：「呀，原來就是『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那個地方啊。」
他很驕傲地補充說：「還有『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揚州遙不可及的月色給他增添了一圈光環，再看他時，覺得他有點兒像金庸筆下的江南俠客：白皙、俊朗，俠骨柔腸。不同的是，俠客用的是劍，他用的是筆。
事實上，他愛的是古龍。我們為金古二人誰優誰劣爭論過幾個回合，誰也沒說服誰。他批評說：「金庸著作冗長、拖沓，男女主角都裝純情。」我反駁說：「古龍作品良莠不齊，筆下人物都像一個模板鑄出來的。比如說，楚留香和陸小鳳，兩個人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
他回答說：「當然不一樣，楚留香是踏著月色而來，陸小鳳是四條眉毛一顆自在心。」
在我聽來，還是一個樣。可是他自認為已經說服了我，臉上露出洋洋自得的笑容來。他是個固執的人，普通話中蘇北口音很重，很奇怪，揚州話不像上海話那樣嗲，而是有些硬氣，特別是在他嘴裡更有種斬釘截鐵的味道。
這種固執表現在工作中就是莫大的新聞熱情。
印象中的江南書生應該是斯斯文文、溫潤如玉的，他的外表也許會給人這種錯覺，可是言行舉止卻偏執頑固，認準的事兒九頭牛都拉不回。有同事叫他「新聞瘋子」，他接到新聞線索，半夜都可以從床上爬起來，只要是想做的新聞，再敏感都會想方設法說服領導。他到這裡沒多久手裡就有了批「線人」，隔三岔五地向他報料。
我常常被他的熱情所感染。有時沖了涼正準備睡覺，他一個電話過來說：「快出來，有個猛料，十分鐘後集合。」我立馬一激靈從床上跳下來，隨便換套衣服就衝出門。
我們曾經為了一個新聞線索倒了幾趟車去偏遠鄉下採訪，回來的時候車都沒了，走了好遠的路才打到車，回到報社飯都顧不上吃就趕緊寫稿。第二天見報了，整整一個版，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緊緊挨在一起，像是兩個並肩作戰的親密戰友，我偷偷把那張報紙收藏起來，有一種隱隱的驕傲和喜悅。
那是我進報社以來的頭一個重頭報道，儘管不是第一作者，也算是小有成績了。只有他知道我背後所作的努力。剛來那會兒，我連個導語都寫不了，是他教會我如何去尋找新聞線索，如何和陌生人搭訕，如何巧妙地提問，如何寫出一篇像模像樣的稿子。
其實我對自己能否成為一個合格的記者始終很懷疑（現在也很懷疑）。看看身邊的同事，工作起來一個個遊刃有餘，看上去不費什麼力，稿子卻一篇篇見報，而我呢，每天戰戰兢兢的，稿子卻寫得很少。
他知道我的顧慮後，安慰我說：「不要低估自己，你就是一隻雛鷹，長滿了羽毛就能振翅高飛。而許多人看似成熟，只是一隻成熟的雞而已，永遠飛不了多高。」他的誇獎也許言過其實，他的關心卻著實緩解了我當時的焦慮不安。
一起進報社的人之中，我和他最親密，但這種親密僅限於工作之內，我們每天總是一起想選題，一起去採訪，一起討論稿子的寫法。
那是我從業以後僅有的為新聞理想燃燒的歲月，現在想起來也說不清他具體教了些什麼，多半是言傳身教起的作用。我們甚至連好好吃飯的時間也擠不出來，每天寫完稿後，筋疲力盡，只想隨便找點兒東西填飽肚子，去得最多的就是樓下的沙縣小吃，他看起來瘦，食量可不小，可以輕鬆地吃掉兩籠蒸餃加一碗拌面，還有一盅湯。
他和廣東人一樣，吃飯總得喝點兒湯。有次去得太晚，沙縣小吃只剩下僅有的一盅湯了，他把那盅湯推到我面前，我喝了半盅嫌膩不喝了，他拿過去繼續喝，用的居然是我剛才用的勺子。我心裡跳了一下，想提醒他說勺子我用過了，看他面不改色的，又不好意思說破了，只得任由他一勺一勺地把那盅湯喝完。
湯的味道我早已忘記，不過就是那幾種湯，不是花旗參燉烏雞，就是豬肚燉蓮子，或者是排骨燉山藥。但他低著頭一口一口喝湯的樣子，我現在還記得。
同樣記得的，還有那次我們一起走路回報社的經歷。那天他叫我去採訪，走到報料人所說的地點，卻發現完全沒那回事兒，他說：「天氣這麼好，不如一起走走，走累了再打車好不好？」
我當然說「好」。
南方的初冬有一點微涼，星星在雲中閃爍，像流螢。這是個沒有季節變化的小城，我們的頭頂，宮粉紫荊還在不知疲倦地開著，空氣中流淌著遲桂花蜜一樣的香氣。我們把手插進衣服口袋裡，邊走邊漫不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