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目睹自己釀成的悲劇。
——羅馬詩人維吉爾
人不能拿無限開玩笑。
——電影《殘酷大街》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情人節
我才剛鬆了一口氣，結果上周又發生了兩起失蹤案，都是孩子。一個是十六歲的男孩丹尼斯·托里歐，另一個小女孩才五歲，失蹤前正在西百老匯家中後院玩雪橇。女孩母親找到了雪橇（藍色飛盤狀的玩意兒）卻沒看見女兒，快急瘋了。案發前一晚才下了雪，大約積了十厘米。我打電話給拉德馬赫警長時，他說只找到了女孩的足跡。我想他對我是愈來愈不耐煩了。不是那些讓我晚上睡不著的東西，我遇到了更糟糕的，不是嗎？
我問他可不可以看一下警方的搜證相片，他拒絕了。
我問他小女孩的腳印是不是指向排水溝或下水道口，之後是漫長的沉默。接著他說：「漢倫，我開始覺得你是不是應該去看醫生了？專治腦袋的醫生。那個女孩是被她父親帶走的，你不看報紙嗎？」
「托里歐家的小孩也是被父親帶走的？」我問。
又是漫長的沉默。
「饒了你自己吧，漢倫，」他說，「也饒了我吧。」
說完他就掛斷了。
我當然看報紙了。每天早上將報紙放到圖書館閱覽室的人不就是我嗎？失蹤的女孩名叫勞麗·安·溫特巴格。一九八二年春天，她父母激烈的離婚訴訟結束後，小女孩就由母親監護。霍斯特·溫特巴格目前應該在佛羅里達做機械維修方面的工作。警方的推論是，霍斯特從佛羅里達一路開到緬因，把女兒抓走了。他們認為霍斯特將車停在屋前，喊了他女兒，小女孩聽話上車，因此地上只有女孩的腳印。但警方完全不提另一個事實，那女孩兩歲之後就沒見過她父親了。當初離婚官司會打得那麼激烈，一個原因就是溫特巴格太太指控丈夫至少猥褻過女兒兩次。她要求法院禁止霍斯特探視女兒。雖然霍斯特激烈否認自己曾猥褻過女兒，法院還是支持了母親的請求。拉德馬赫認為，法院的裁決讓霍斯特完全無法接觸獨生女兒，可能導致他下手綁架。這個講法還算有一點說服力，但我請問各位：勞麗三年沒見過父親，有可能一眼就認出他來，聽他喊她就跑過去嗎？拉德馬赫說有可能，即使勞麗上一回見到父親時才兩歲。但我認為不可能。而且勞麗的母親也說她把女兒教得很好，不會隨便靠近生人或和他們交談。在德里鎮，大多數小孩很早就學會這一點。拉德馬赫說他已經要求佛羅里達警方追查霍斯特的下落，他能做的到此為止。
「監護權的事情歸律師管，不是警察。」那個腦滿腸肥的自大渾球在周五的《新聞報》上這麼說。
但托里歐家的男孩……完全不一樣。他家庭幸福美滿，是德里高中美式足球隊隊員，又是優等生，一九八四年參加拓展訓練學校的求生夏令營，以高分過關，沒有嗑藥，有女朋友，而且顯然為她痴狂。他有大把理由活下去，有大把理由待在德里，至少再待兩年以上。
而他竟然離開了。
他到底怎麼了？是突然生出浪跡天涯的衝動，還是被酒駕司機撞死，掩埋屍體好湮滅證據？或者他其實還在德里，只是隱藏在某個陰暗的角落，和貝蒂·里普森、帕特里克·霍克斯泰特、愛德華·科克蘭及其他孩子為伴？還是【right】（稍後）
我又開始了。老是想著同一件事，毫無建樹，只是把自己逼到瘋狂邊緣。只要通往書架區的鐵樓梯一響，我就嚇得半死，只要瞧見一點陰影就心驚膽戰。我發現自己常常在想，要是我推著橡膠輪推車把書放回架上時，突然有一隻手從兩排書中間伸出來抓我，我會有什麼反應。
這天下午，我又差點剋制不住衝動，打電話給他們。我甚至已經拿著斯坦利·烏里斯的號碼，撥了亞特蘭大的區號404。我抓著話筒問自己，打給他們是因為我很有把握，百分之百確定，還是因為太害怕，不想獨自承擔，得找一個知道（或能理解）我在害怕什麼的人談談。
我彷彿聽見理查德用香草胖球先生的聲音說，批貨？批貨？先生，我們不需要批什麼鳥貨！清楚得好像在我面前說話一樣……於是我掛了電話。誰要是像我想見理查德那樣想見一個人，肯定得懷疑自己的動機，因為人最會對自己說謊。事實上，我依然不是百分之百確定。如果再有人喪命，我一定會打……但目前這種情況，就算拉德馬赫再胡扯，我也得假設他有可能是對的。小勞麗可能記得她父親，家裡可能有他的相片。而且我想，真的很會說話的大人是有可能將小孩騙上車的，即使小孩被教得很好也一樣。
我還害怕另一件事。拉德馬赫說我可能快瘋了。我不這麼認為，但要是我現在打電話，他們可能會覺得我瘋了。更麻煩的是，萬一他們不記得我了怎麼辦？邁克·漢倫？誰啊？我不記得認識一個叫邁克·漢倫的人。我根本不記得你。什麼承諾？
我感覺打電話的時候還沒到……如果到了，我一定會知道，而他們的回憶線路也會同時恢複，就像兩個巨輪以驚人之力緩緩靠近，一邊是我和德里鎮，另一邊是我的童年玩伴。
時間到了，他們就會聽見烏龜的聲音。
於是我等待，遲早我會知道時候到了。我認為問題不是要不要打電話給他們。
是什麼時候打。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日
黑點酒吧失火了。
「邁克，商業部就是愛篡改歷史，這又是個絕佳的例子。」要是艾伯特·卡森依然在世，應該會這麼跟我說，或許邊說邊笑，「他們會那麼做，而且有些時候幾乎得逞了……但老一輩的人會記得事情的經過，他們不會忘記的。只要你用對了方法，他們有時就會開口。」
不少住在德里鎮二十年的老居民壓根不曉得舊陸軍航空基地曾經有一個士官專用的特殊營房，離基地其他設施足足有八百米遠。每到二月中旬，氣溫降到零度左右，時速六十五公里的強風掃過跑道，風寒效應誇張到令人難以置信，多走那八百米路可能讓你凍僵、凍傷，甚至喪命。
其他七個營房都有煤油暖氣、防風窗和絕緣設備，裡頭又暖和又舒服。特殊營房住了二十七名E連士官，卻只有一個不太管用的老舊柴爐，柴火還得靠自己撿拾，所謂的絕緣設施也只是在外牆鋪一些松樹和雲杉的枝幹。其中一名士官某天幫營房裝了全套的防風窗，之後全連就到班戈的基地去幹活，忙到晚上才回來。他們又累又冷，卻發現所有窗子都破了，一扇不剩。
那是一九三〇年的事。當時半數美國空軍駕駛的還是雙翼飛機，但比利·米切爾堅持進行空軍現代化，最後惹惱了上級，成為他們的眼中釘。上級在華盛頓狠狠修理了他一頓，經過軍法審判，將他丟到內勤去「飛辦公桌」。米切爾不久後就申請退役了。
因此，儘管德里基地有三個跑道（只有一個鋪設完全），飛機出勤卻少得可憐，大部分任務都只是沒事找事。
其中一名E連士兵一九三七年退役後回到德里，那人就是我父親。他曾經跟我說過一個故事：「一九三〇年春天，大約是黑點酒吧失火前半年，我和四名弟兄拿到三天休假到波士頓玩。收假那天經過大門，看見一個大個兒站在檢查哨內側，身體倚著鏟子，用手將粘著屁股的卡其褲拉開。他是中士，從南方來的，頭髮和紅蘿蔔一樣紅，滿嘴爛牙，一臉青春痘，簡直就像一頭無毛猩猩。你知道我的意思。大蕭條時期，部隊里一堆這種人。
「我們走進大門，四個剛收假的年輕人，心情好得很。但我們從他眼神里看得出來，他很想找我們的碴兒。因此我們馬上立正敬禮，好像他是『黑傑克』潘興將軍似的。我以為我們應該不會有事，但那時候是四月下旬，天氣又好，陽光普照，我忍不住開口說了一句：『午安，威爾森中士。』結果被他用兩腳重重地踩了一下。
「『我准許你跟我說話了嗎？』他說。
「『沒有，長官。』我說。
「他看了看其他三名弟兄，特雷弗·道森、卡爾·魯恩和亨利·威特森——他們那年秋天都死在酒吧大火里——對他們說：『這聰明的小黑鬼惹到我了，你們幾個黑炭要是不想和他一樣干一下午苦工，就立刻回營房放下東西，然後去找值班軍官報到，聽懂沒有？』
「於是他們轉身離開，威爾森大吼：『跑步去，你們三個渾球！讓我看到你們的鞋底！』
「他們趕緊跑開了。威爾森拽著我到裝備區，拿了一把圓鍬給我，接著把我帶到那塊大空地上，就是之前西北航空空中巴士停靠區那一帶。他看著我，咧開嘴，指著地上說：『看到那個坑了沒有，黑鬼？』
「地上根本沒有坑，但我想最好還是順著他，便低頭看著他手指的方向，說我看到了。他捶了我鼻子一拳，將我打倒在地，鮮血順著襯衫流下來。那是我最後一件乾淨的襯衫。
「他對我咆哮：『你沒看到坑，是因為某個大嘴巴渾球把它填起來了！』他臉頰緋紅，咧嘴大笑，顯然揚揚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