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10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飛往倫敦，協調美英兩國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的立場。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年2月25日出身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一個牧師家庭，1905年考入普林斯頓大學。1907年，19歲的在校大學生杜勒斯被選中參加第二次國際海牙會議，因能說流利的法語而被委派擔任中國清朝政府代表團秘書，幫助處理禮儀問題和充當翻譯。杜勒斯由此初涉外交事務，也首次接觸了中國問題。隨後，他到法國巴黎的索邦學院選修國際法。學成歸國，他成為一名律師。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杜勒斯接受軍職，是海軍上校，到戰時商業局就職，主管經濟方面的軍事情報。1918年，杜勒斯任美國代表團顧問前往巴黎參加和平會議。
20世紀20年代，杜勒斯再操律師職業，成了美國最著名的國際法律師之一。他同時擔任英國、法國政府的財政顧問，被列為世界上十個收入最高的律師之一。
1939年，杜勒斯寫的《戰爭、和平與變革》出版。他在書中考察戰爭的起源以及人們力圖避免戰爭的種種努力，得出結論說，成功的辦法必須是能導致「和平演變」的辦法。這種觀點引起了美國上層政治界人士的關注。
1944年，杜勒斯出任紐約州州長。1945年4月至6月，他出席在舊金山召開的創建聯合國的大會，並被任命為美國代表團顧問。1949年7月，杜勒斯補缺出任國會參議院議員，專心從政。不久，他的又一部著作《戰爭還是和平》問世。這部書集中顯示了杜勒斯極端反對共產主義的哲學和政治思想。該書將蘇聯樹為西方世界的頭號敵人，主張「遏制」蘇聯集團的進攻勢頭。
1953年1月21日，他被剛剛就職的總統艾森豪威爾任命為國務卿。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出身背景不同，經歷迥異，性格恰成對照，但杜勒斯深得總統信任。杜勒斯自謂對國際法作過潛心研究，大刀闊斧毫不逾規。出乎人們意料的是，他對總統保持絕對忠誠，自己凡作重要演說、重要會見，都在事先或及時地通報總統，讓總統作出最後決定。所以，人們常常疑問，美國的外交政策中有多少屬於杜勒斯，又有多少屬於艾森豪威爾呢？
杜勒斯是「冷戰」的積極鼓吹者，極力主張對蘇聯陣營採取一系列經濟封鎖、政治孤立等非武裝進攻的手段進行「遏制」。進入1954年之際，杜勒斯「大規模報復」的思想逐漸成形，主張在世界各地，只要有蘇聯攻勢的地方都應予以還擊，「使潛在的侵略者清楚地知道侵略將是得不償失的」。
在印度支那要不要使用武力？他比艾森豪威爾走得要遠，其觀點與「鷹派」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融成一體。
1954年4月11日晚，杜勒斯在美國駐英國大使館與艾登會談。
艾登胸有成竹。早在丘吉爾收到艾森豪威爾4月5日來信的那天，艾登即通知英國駐美國大使馬金斯，不得在關於英國是否參加「聯合行動」問題上發言。
艾登看出來，美國鷹派人物的出發點是，向中國發出戰爭威脅會迫使它停止援越。艾登認為這種假設根本站不住腳。如果美國使用空軍介入奠邊府戰役，甚至轟炸中國南部的軍用機場，會取得某種威懾作用，但遠不足以迫使中國停止援越而是恰恰相反。艾登明確地認為，如果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不起作用的話，「盟軍」將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不光彩地不了了之，要麼就向中國發起戰爭行動。
艾登認為：「對中國實施封鎖，或是轟炸中國的國內、國際交通線，這兩個方案美國政府都在考慮。但是英國三軍參謀長們的研究結果是，如果進行軍事干預，如果和朝鮮戰爭的情況進行比較，效果不會樂觀。相反，這樣做倒可能給中國一個很好的借口，使中國領導人援引中蘇友好條約，導致蘇聯的干預，從而引發世界大戰。因此，絕不能把英國軍隊投入印度支那戰爭，對中國進行戰爭警告的時機也遠未成熟。英國如果能在日內瓦會議上促成談判，達成一項分治越南的協定，要比進行軍事干預的結果好得多。」
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
和艾登見面以後，杜勒斯告訴艾登，法國已經支持不住了，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支持不住。如果印度支那一失，泰國會受到影響，然後是馬來西亞、緬甸、印度尼西亞。現在奠邊府戰役已經到了最後階段，美國軍方認為法國在奠邊府成功的機會很小，非軍事干涉不能挽救危局。所以，美國特別殷切地希望英國支持美國的東南亞政策，積极參加擬議中的東南亞條約組織，並在其中發揮作用；此外，希望英國支持他對奠邊府戰場所持的態度和準備採取的軍事干涉政策，與美國保持「聯合行動」的一致性。即，美國準備投入海、空軍力量對奠邊府越軍陣地進行大規模轟炸，英國最好能——即使是象徵性的也好——也投入一部分空軍力量。
杜勒斯強調，這件事美國一家干不行，必須要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法國給印度支那以真正的獨立，二是英國要加入進來。只要英國同意，美國國會就會同意總統在東南亞直接進行軍事干涉。
艾登的答覆依然溫文爾雅，說他還是懷疑，美國國會會同意在朝鮮剛剛停戰以後又派兵去越南動武。英國對東南亞條約組織有興趣，但並不認為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會對此感興趣。比如說：印度、巴基斯坦、緬甸就未必參加東南亞條約組織。其二，他認為，一旦在奠邊府動武，使用了海、空軍，誰也不能保證就此能把戰爭方式限制住而肯定不投入地面部隊。
艾登直率地說，軍事威脅無助於解決印支問題，毫無用處。他說：「我看不到有什麼樣的威懾能使中國忍辱負屈，放棄越盟。」因此，英國不能接受美國提出的組成美、英、法等國聯盟以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建議。至於在印度支那採取一致的軍事行動，英國就更不會考慮了。艾登進一步告訴杜勒斯，上面說的並不只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本周初英國內閣會議的一致見解。會議認為，至少是目前，東西方之間的任何軍事對抗都應避免。
杜勒斯反覆表明，他本人認為印度支那是個可以進行武裝干涉的地方，他認為美國國會有可能授權總統使用空軍和海軍，甚至使用陸軍進入印度支那。
艾登說，他難以相信杜勒斯說的這兩點。相反，英國三軍參謀長都告訴他，僅向越南戰場投入空軍和海軍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了。艾登強調，特別是公眾輿論認為，在日內瓦會議之前決不能使戰爭升級。
1954年4月12日，杜勒斯和艾登繼續會談一天，於傍晚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杜勒斯終於說動英國更多地參與擬議中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活動，「建立一個聯合防禦力量」。
杜勒斯於4月13日飛到巴黎。法國雖然急切地希望儘快解決印度支那問題，但對杜勒斯提出的結盟建議並不感興趣。法國內閣決定，是不是「結盟」要看日內瓦會議的結果。法國對英國能否參加「聯合行動」表示悲觀。
4月14日下午，杜勒斯和皮杜爾繼續會談。
杜勒斯遊說英國對印度支那動武，自然引起了周恩來的注意。經過一番考量，周恩來決定將羅貴波的名字從出席日內瓦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名單中勾去，以免會議橫生枝蔓。4月13日，周恩來打電話給李克農，最後磋商與會人選。周恩來告訴李克農，中央決定，羅貴波不參加日內瓦會議了。
4月14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仍兼駐蘇聯大使）。於是，為即將召開的日內瓦會議進行準備，就成了張聞天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以後的第一樁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