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董仁、趙玉珍一起進越南的還有許法善。1989年9月，歸國後曾任國家民航總局副政委的許法善回憶了這段經歷：
我是陝西神木人，1918年生，小時候讀過書。1949年建國時我是西北野戰軍第4軍政治部幹部部部長，當時隨軍部駐守在甘肅臨洮。
1952年5月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命令，總政治部調我去越南擔任「組織顧問」，要我立即去北京報到。5月31日，我離開了臨洮，第二天到達天水時正是六一兒童節，小孩們吵吵得很熱鬧。也許是要去戰場了吧，我突然變得對孩子們格外留意起來，覺得他們真幸福呀。
來到北京以後才知道，西北野戰軍就去我一個人。在北京，總政治部副主任王玉桓找我談了一次話，告訴我根據在越南的我國軍事顧問團來電，他們急需要人，經總政治部考慮，認為我去是比較適合的。王玉桓對我說，你長期從事組織幹部工作，有許多寶貴的經驗。至於具體工作，到了那裡以後聽從顧問團首長的安排。顧問團的工作主要由中央領導，總政也負責一些具體的指導。家屬問題，適合去越南的可以去越南，不適宜去的留在南寧「華南工作團」留守處。
我們在北京很快做好了入越準備，和我一起去的共六人，是王許生（保衛顧問，從華東調來）、王宗經（通訊顧問）、李時功（後勤顧問）、周復（後勤顧問），還有潘浩（宣傳顧問）。
在北京那些日子裡，我們幾個人一起去了總參謀部作戰部，一位負責人在掛著大地圖的作戰室里為我們講了越南戰況。印象最深的是他講到文進勇率領的第320師活動在紅河三角地區，仗打得很艱苦，在和平戰役中起的作用很大，威脅了敵人的後方。總參謀部的幹部還向我們介紹，越南的雨季很長，從4月持續到11月，約半年時間。一到雨季，雙方都是易守難攻，所以越南人民軍總是在旱季集中力量打一兩個戰役，殲滅敵人一批有生力量，然後在雨季整頓部隊。
出發前，劉少奇會見了我們，在座的有中聯部部長王稼祥，還有中聯部負責此事的處長李起興等幾個人。那天天氣很熱，劉少奇請我們吃了冰激凌。
劉少奇說，我們已經贏得了革命的勝利，但是越南還沒有，那裡的戰爭還相當激烈。越南人民經過自己的奮鬥，一定可以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如果有我們的援助，他們的勝利就可以來得更快些。如果越南解放了，我們漫長的中越邊境線也就安寧了。所以我們應該援助越南這樣的正在奪取革命戰爭勝利的國家。
中國顧問去那裡是為了支援越南，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我們國家自己的利益。現在我們正在抗美援朝，有幾十萬志願軍在朝鮮。派你們去越南，總共百八十人，你們算算看，是派你們百八十人去合算，還是派至少十幾萬大軍去守中越邊境線合算？
我們異口同聲地說，還是派我們百八十人好。
劉少奇說，那你們願意去不願意去？如果不願意去，現在提出來是可以的，我們將另行選派別的同志。當然，選派你們去是因為你們合適，所以讓你們都到北京來了。
我們又回答，我們願意去，決不辜負組織上的信任。
劉少奇說，現在越南還很艱苦，還處於戰爭狀態。我們雖然也艱苦，畢竟已經處於和平時期。現在既然派你們去，就對你們抱有希望，你們要和法國殖民主義軍隊打仗，要把他們趕到海里去，要把戰線推到越南的中部或南部去。
劉少奇對我們說，戰爭是要死人的，你們要有犧牲精神，在越南犧牲是光榮的，犧牲在越南也是為了保衛自己。
我們表示，我們都是參加革命多年的幹部了，我們從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準備著為革命獻身，請中央放心。
劉少奇特彆強調：「你們去一定要和越南同志搞好關係。我們是援助越南反擊帝國主義侵略，我們和越南是兄弟關係。我們解放得早一點，積累了一些經驗，但是一定要謙虛，對越南同志特別要尊重，這是很重要的。工作搞得怎樣還是一個儘力而為的問題，和越南同志的關係搞得怎樣可是個大問題。你們去了一定要尊重越南的風俗習慣。越南的風俗習慣和我們差不多，但還是有差別，我們要按人家的來。」
談到最後，劉少奇幽默起來，說，你們去了越南，認識了越南的女同志，如果有了感情，可以結婚。如果人家願意，可以帶回中國來，但是一定要講道德，不能半途甩了人家。
和劉少奇談話後不久，我們六人一起乘火車離開北京。這時我們的同伴中又多了一對夫婦，他們是從南方趕來的董仁和趙玉珍。我們一起坐火車到了南寧，在南寧稍事停留，又到廣西憑祥與在那裡的越方辦事處取得了聯繫，在那裡停留一天後坐汽車乘黑夜進入越南。這時是7月盛暑中的一天，時當拂曉，只覺得越南到處是山，村莊和人煙稀少。
幾天後到達軍事顧問團駐地，團長羅貴波見到我們，即告訴我們說，你們的工作都已經安排好了。我被分配到越軍總政治局組織局當顧問，和組織局局長阮仲永一起工作。他後來當了越南駐中國大使。
羅貴波在和我們見面時就吩咐說：「我們顧問的工作主要是提意見、提建議，最後還是要由越南同志來作決定。這是一條原則，大家要注意。」
大約是我們到達顧問團的第二天吧，胡志明來看望我們。他來到羅貴波的辦公室，請我們去。胡志明非常熱情，一個一個地問我們的情況。問完了，他問我們大家：「顧問同志們讀過『四書』沒有？」
我們有的人說沒讀過，有的人說讀過。我對第一次見面的胡志明說：「我小時候讀過。」
胡志明應聲即引《孟子·梁惠王》中的話說：諸公「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他引用中國古語再次表示對我們的歡迎，我深為胡志明對中國古典文化的熟悉而吃驚。
我在越南安頓下來以後，主要協助越軍進行組織工作。我起草了《支部工作綱要》，組織輪訓師、團的黨組織書記，以後又輪訓了黨支部委員，還辦了兩期訓練班，輪訓營以上幹部。我還在部隊中搞了三查，查鬥志、工作、思想，營以上幹部每個人都進行了批評和自我批評。越軍幹部的輪訓有成效，有的幹部在「三查」中痛哭流涕，悔恨自己以往的工作沒有做好。而這一切，都是為即將進行的西北戰役進行準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