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以後，正在土耳其中部旅行的克萊姆在手機終於有信號的時候幾乎同時收到了兩條簡訊。一條來自荷蘭駐愛爾蘭大使館的隨員喬斯特·萊沃特，簡訊中請克萊姆儘快與她聯繫，這是事情發生的前一晚所發，那時我在家裡失去了理智並被送到了醫院；第二條簡訊是我發的：「你必須儘快趕到多內加爾，這裡發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他們乘坐從伊斯坦布爾到德里的航班，從倫敦轉機，幾乎沒有喘息的時間，在第二天下午四點左右趕到了鄧洛伊醫院。儘管有我給她每次轉機的時候發的簡訊，以及去機場接她的使館官員一路安慰，克萊姆仍然面色蒼白如紙。
帕特里克·哈珀幾小時前就到了，他坐了在都柏林生活期間最貴的一次計程車（他總算是成功離開他在自由街的家了）並在當天上午趕到了鄧洛伊。
在這十多個小時里，記者、警察以及好奇的人們將醫院圍得水泄不通，我父親對此緊張萬分，覺得處境可能比想像的更糟糕。在確認兒子和孫子孫女都安然無恙後，他控制了形勢，彷彿重新當上了車站主管一樣：照料孩子們，與《城市日報》的記者們談話，有條不紊地處理各種麻煩並且讓它們遠離我們的病房。克萊姆出現的時候，他是頭一個跟她解釋的人：「發生了槍擊案，幾個人襲擊了皮特的家，但是孩子們都躲在海灘上的岩石那邊，直到天亮的時候才被找到。他們著了涼，有幾處劃傷，但狀態還好。」
克萊姆撲向孩子們，足足擁抱了五分鐘，反覆檢查他們每一寸皮膚和頭髮，不停地親吻他們。
「是傑普報的警。他說我們必須離開，朱迪第一時間就知道了，她讓我們從後門離開。」在尼爾斯和我父親詫異的注視下，貝阿特麗絲告訴她媽媽事情的經過，她仍然在抽泣著。「但到了那裡，她跟我們說一分鐘後就回來。傑普和我藏在沙丘下面。傑普瘋了一樣拽我，說我們必須躲進岩石里的洞里。我們在那裡待了一會兒，後來聽到幾聲槍響。我開始哭，以為他們殺了朱迪，但是傑普沒讓我出去。最後我們看到有人朝我們走過來。是爸爸。」
中午的時候，克萊姆和尼爾斯出現在我的房門口，他們臉色蠟黃，看上去這兩天沒怎麼睡覺。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很高興見到他們。我很感激尼爾斯沒有待在房間外。他進來了，握住我的手並問我感覺如何。我說還行。上一次見他的時候，我還往他嘴上打了一拳，現在卻是我斷了兩條肋骨，嘴也裂開了。這簡直是個黑色幽默，我們三個都笑了。
「可到底發生了什麼？警察沒跟我們說太多。他們只說你鄰居家裡發生了槍擊，有人想打劫這裡。一個新聞發言人說有人開了幾槍，你的鄰居們都受傷了……」
所有人都想聽故事，但故事實在很難講，況且我還擔心著別的事情。
有人知道里奧或者瑪麗怎麼樣了嗎？我只記得在最後生死一線的時刻，警察和救護車到了，朱迪把瑪麗的傷口壓住止血，我跑去海灘上找孩子們。我們回來的時候我看到兩個女人都被送上了救護車。瑪麗看上去很不好，臉色像月亮一樣蒼白，口鼻部罩著塑料的氧氣罩。我們還沒來得及說什麼救護車就飛速開走了。我看到在「比爾之齒」最高處有警燈往裡奧家的方向移動。我把他留在了他家客廳的地板上，他身上有兩處槍傷，到現在都沒人告訴我他是否還活著。
爸爸出去問了幾個問題，回到房間後告訴我里奧他們不在鄧洛伊醫院。「他們被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我不知道是哪裡，也不知道原因。」
我的疑問並沒有得到解答。
「聽說你那天下午還在醫院，然後遇到了緊急情況，沒說一聲就走了，對嗎？」
這也是一大早就趕到的《城市日報》的偵探們十分感興趣的話題，「請詳盡告訴我們本該在醫院過夜的您為什麼會出現在小鎮里。」
我絕對沒有撒謊。我告訴他們我離開是因為我預感到有不好的事情將要發生，我得去阻止。我向他們解釋從醫院到克蘭布朗的整個過程，包括用車載我的那兩位看望病人的小夥子和老太太——為了證實這一點，他們聯繫了醫院，也查看了記錄。我還描述了在「安迪家」的短暫停留，之後又在朱迪的旅館借了一輛自行車。一切都可以被證明，甚至包括我在路上遇到的意外，以及那些罪犯抓住我，謝天謝地我得以及時通知里奧和瑪麗。他們全都記了下來，但是不停地交換猜疑的目光。「請您再跟我說一下那個預感，您說您是什麼時候有這個預感的？」
我看到他們在走廊里跟瑞恩醫生和約翰·萊維交談，那是醫院的心理醫生。兩人都茫然地搖了搖頭。我能猜到他們腦子裡在想什麼：他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我，但我的故事實在難以自圓其說。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我的房間門外整日有兩個警察看守。這時我終於能和朱迪團聚，我們一起待在病房裡，爸爸和尼爾斯在旁邊。克萊姆在孩子們做完筆錄後帶他們出去散步了。克萊姆、爸爸和尼爾斯都被朱迪的勇敢行為折服，並且感激不已。她獨自留在房子里直面歹徒，並因此被打了好幾下，在眼皮上留下了一道傷疤。然而，所有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你們是怎麼知道他們會來傷害你們的？你們是如何預先知道他們的企圖的？」
「我不喜歡他們的外表，」朱迪抓著我的手說，「而且我最近聽說了很多事情，比如商店裡的盜賊，有人在房主睡覺的時候搶劫、入室盜竊這一類傳聞。我只是看到了那輛商務車，還有某些讓我警覺的東西。」
「想必是上帝因為你的善良而在保佑你，加拉格爾小姐。」父親說。
那些警察似乎對這個故事滿意得多，可能是由於朱迪天使般的臉蛋——臉上還裝飾著幾條塑料軟管，最後說服了他們。
後來我知道瑞恩醫生、萊維和考夫曼共同出具了一份關於我「預感」的報告。他們將此判定為一次幫助我對襲擊提前預警的「幸運的」巧合。「當然，這與現實是完全無關的。」報告中還提及了我曾拜訪鄧洛伊警察局，以及與席亞拉·道格拉斯警官的會面，她為我作了證：「他當時千真萬確擔心家人的安全。我當時覺得他簡直是個妄想狂。但可能那個預感救了他一命。」
「這是個案。」一位鄰居在當天下午的愛爾蘭廣播公司的新聞里如此說，「在那之前，從未聽說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有人說是一夥東歐人。很顯然，那些警報器販子的話不是空穴來風。那是真的，我們偏僻的小區需要更好的保護，或是能做到像哈珀先生那樣未雨綢繆。如果您問我的意見，我表示很高興，今天這世界上少了四條惡棍。」
天黑時分，其他警官也來了，他們告訴我里奧和瑪麗已經被轉移到德里醫院。他們還活著，雖然瑪麗正在做手術。
「她有生命危險嗎？」
「明天才能知道。現在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想跟您核實一下里奧的一部分口供……」
一共有四具屍體，所以要解釋四位死者的死亡過程，一直到半夜他們才還我們清靜。
第二天事情又出現了變化。警察消失了，據說有「最新消息」。
他們還告訴我，瑪麗已經脫離了危險。「她現在非常虛弱，但情況在慢慢好轉。」
我們可以回家了，但接下來的幾天還不能離開這個國家，因為我們還得應付更多的問題，比如去一趟法院。
克萊姆和尼爾斯多留了一天，直到朱迪和我收到出院通知書。我堅持讓他們將孩子帶回阿姆斯特丹，儘快離開那座房子，好讓他們忘記這一切。我向他們保證我很快會回去。
「爸爸，你保證？」
「我向你保證，我的女兒。一旦解決了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我就回阿姆斯特丹看你們。」
計程車在朱迪的旅店旁等著，我十分不舍地與他們分開。半個鎮子的人都來了。貝阿特麗絲和傑普在多內加爾度過的這個短暫而充實的夏天中結交的一些朋友也來向他們道別，帶著準備好的鮮花和禮物。勞拉·奧洛克、道格拉斯太太還有費根酒館大半的員工都來了。大家圍在一起，沒有問我太多的細節。官方的故事版本是：「劫匪在多內加爾企圖實施暴力搶劫的過程中死亡。」朱迪和我不去糾正它。
聽說那些賣防盜警報器和自衛小刀的販子由於這件事賺得盆盈缽滿。杜蘭開始在花園裡賣移動感測器和假警報器。「安迪家」的小姑娘面帶緊張的笑容上了電視，她說四名劫匪讓她不安。他們喝了四杯濃縮咖啡，其中一個還把一包煙忘在了桌上。她認為那是幾個白種人，但她也不確定……至少她的陳述打消了人們針對我的一些懷疑。她說那天晚上她看見我進了加油站，我向她打聽了幾個人，然後急急忙忙走了。
在7月21日星期天的《愛爾蘭時報》上的一個小專欄里，警察局說明了他們「嚴肅的」懷疑。他們懷疑劫匪屬於一個「盜賊團伙」，並說國際刑警組織已經著手配合這個案子，很快會有新的消息。
而那些新消息再也沒有被公布過。
父親又待了一個星期，他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