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普和貝阿特麗絲已經到了離多內加爾最近的貝爾法斯特國際機場，我覺得我們可以藉機去拜訪一下老哈珀，老人已經一年沒見孫子孫女（他管他們叫「荷蘭仔」）了。我從多內加爾驅車去接他們，準備在都柏林住一晚，然後再到克蘭布朗度假。
一周前我跟克萊姆通過Skype商量了這件事，她表示同意。她提議旅費由我們兩人共同承擔，但是我堅持孩子們在愛爾蘭期間的所有費用由我一人出。她就是如此自負，我目前手頭也拮据，但是我也決不會讓老尼爾斯——克萊姆的新對象——為我和孩子們美好的假期出一分錢。
因為和她通過視頻通話，我可以看到她。現在的她留著一頭卷卷的短髮，很好看。她的皮膚更加黝黑了，我猜想應該是常和尼爾斯去異國情調的地方度假的緣故。總之，她還是那個聰明、有魅力的女人，只是我們現在的談話已經與以往不同了。我總是講一些老掉牙的笑話，試圖逗她笑或者討得她的歡心。但是我不得不面對一個冰冷的事實：這個女人已經不適合我了，她已經不愛我了。
她說，尼爾斯要去土耳其出差，她打算陪他同去，所以不能和孩子們過暑假了。她要去土耳其中部的卡帕多西亞。我說聽起來真棒，但是我的語氣一定帶著諷刺和嫉妒。
「你看起來好像生病了，」她說，「最近怎麼樣？」
「沒事。」
我被閃電擊中了，從那以後我看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但是我現在一切正常。
「我彈了一晚上鋼琴，你知道的，這裡成天沒什麼事可做。」我假笑。
「很好，你怎麼樣？在創作嗎？」
我知道克萊姆的話並無惡意，但從她的嘴裡說出來卻像是直接攻擊。你想知道什麼？我怎麼回答！我沒有彈一晚上鋼琴，而是在床上輾轉反側回想我生命中的那些不如意，我四點左右到廚房喝了一杯威士忌熱牛奶。我只睡了一個小時就醒了。我的生活就這樣繼續。
「我在慢慢地開始，但是很堅定，」末了，我說，「我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
有個聲音從她身後傳來，是尼爾斯的聲音。克萊姆分了一會兒神，錯過了我那句關於創作生涯和精神世界的話（實際上我只是修剪草坪和給柵欄刷油漆）。然後她轉過頭來給我一個苦笑，說要掛掉了。尼爾斯在等她，也許是要做什麼很棒的事情吧，或許是一個大型社交聚會，或許是被樂隊環繞的高級餐廳，那些我無法企及的華麗的東西。
「現在，我必須走了，皮特，不要忘了準備去機場接孩子的手續，好嗎？下周我再打電話給你。」
傑普和貝阿特麗絲乘愛爾蘭航空從阿姆斯特丹飛往都柏林的航班於7月10日抵達。
我早早地起床去「安迪家」購物，東西塞滿了整個沃爾沃的後備廂，我又買了一杯大拿鐵和兩個巧克力棒，兩盤路上聽的車載CD——尼爾·楊的《收穫》和弗利特伍德·麥克的金曲選輯。
我開了一整天的車，中途只在巴利高利休息站停下來吃了一些炸魚和土豆條。下午我終於開上了都柏林正值高峰期的環線，從環線到嶄新的國際機場航站樓的這一路與我當時離開這裡尋找新生活時已經完全不一樣。時間還很富餘，我可以喝杯咖啡，在機場規定區域抽一根香煙。
五點半的時候，愛爾蘭航空EI611航班由於近地強風晚點20分鐘後才順利落地。傑普和貝阿特麗絲出現在人群中，他們緊跟著機場地勤，由於是第一次獨自出門，一臉嚴肅地手牽著手。貝阿特麗絲13歲，拖著一個粉紅色的拉杆箱，而8歲的傑普則背著自己的烏龜背包。看到他們，我的心頭為之一振，三個月不見，他們長高了將近20厘米。
他們一開始沒有認出我，他們站在地勤的身旁，皺著眉四處看，帶著「爸爸在哪裡」的表情站在那裡。傑普先認出我，他放下手提箱，跑向我，撲到我的懷裡。緊接著貝阿特麗絲表演雜技般地飛奔到我的另一側，我們幾乎摔在了地板上。他們抱怨我扎人的鬍鬚，貝阿特麗絲對我的馬尾辮做了一番諷刺的評論。我回答說這總比任其無法無天看著合適，我已經兩個月沒理髮了，走在街上隨時都會被抓。
「他們不會抓你的，爸爸，」傑普說，然後看著微笑的金髮藍眼的女地勤說，「我爸爸可有名了！」
我把「無人陪伴兒童」回執表遞給地勤，她瞥了一眼下方的簽名，然後用無線電向登記台再次核對詳細信息，結束了對孩子們的看護。
「整個飛行期間他們表現得很好，」她撫摸著傑普那頭總能激發起成年人無限柔情的金色頭髮說，「他們倆真是非常勇敢的孩子！」
下午六點半我們到達都柏林。這座古老的城市一如往昔的模樣。被計程車堵得水泄不通的聖母院街。奧林匹亞劇院周圍，遊客們像碳酸飲料里的氣泡一樣聚集在聖殿酒吧，音樂騰空而起，與來自啤酒廠的煙霧混雜在一起。這就是我又老又臟但樂趣十足的都柏林。
我那偉大的帕特里克·哈珀——體型仍舊像公牛一樣，堅硬的下巴，颳得乾乾淨淨的臉，短髮，老香料的香水味——正守在自由街的家門口歡迎我們。他已經做好了一個愛爾蘭鰥夫能做的最好的晚餐：燉培根、烤土豆和一個在超市買的新鮮出爐的大冰淇淋蛋糕。
晚餐期間，孩子們的歡聲笑語填補了我和父親之間的沉默。
他們非常興奮能來這裡度假，不停地問關於多內加爾和海邊別墅的問題，還對我們整個暑假要做的冒險的事進行規劃。
「我們可以游泳嗎？可以買一艘充氣船嗎？」
「噢，當然了，這是北海，但也許會有海豹咬你噢！」
「《孤獨星球》上說有個叫『巨人之路』的地方，你可以帶我們去嗎？」
「當然了孩子們，我們可以做你們想做的所有事。」
「你也跟我們一起嗎，爺爺？」貝阿特麗絲問。
我的父親苦笑著搖搖頭。
「不，親愛的，沒有什麼能讓我離開這個區了，海邊的漂亮別墅也不行。」
父親問他們學校里的事，他們一如既往地回答「一切順利」，一聽就知道是在撒謊。我知道傑普成績不錯，但是仍然沒有什麼朋友，貝阿特麗絲呢，各方面都更差了。她說一切對她來說都無關緊要，因為她長大後要成為音樂家，像她老爸一樣，我小時候成績也不好。「是吧，爸爸？」每當這時，我就會在心裡詛咒自己為什麼要在孩子們面前吹噓顯擺。
貝阿特麗絲去年通過了高級中學測試，在荷蘭的教育體系中，這意味著「有能上大學的智慧並有機會成為社會的領導者」。伍德西區的老師同意培養她（老師說這是衡量標準之一），所以她除了要學習諸如拉丁語課程之類的高級中學必修課程以外，還可以選擇一所新的學校上一些新的課程。
克萊姆在尼爾斯的支持下已經準備好資金供她申請阿貝拉學院，這是阿姆斯特丹最好的學校之一，也是尼爾斯的榮耀。而貝阿特麗絲卻宣布說她要放棄培養資格，和另外兩個好朋友去東邊的學校。她有一個頹廢的父親，且剛經歷了父母離異，這種青春期的陣痛使得她對自己的未來是否光明漠不關心。克萊姆向我求助，我和貝阿特麗絲相處了一整天，和她談論生活、決策以及方向錯了是多麼難回頭。「莫愁前路無知己。」 嗯，我覺得當時是我的錯，是我勸說她進了阿貝拉學院。入校兩個月後，她就因為和人打架被要求叫家長來。
克萊姆向我講述了這一切後，我回到阿姆斯特丹，帶女兒離開了那所學校。聖誕節，我和孩子們度過了一整周，我們一致決定保持冷靜，甚至連尼爾斯也開始反思自己當時的決定是否正確。克萊姆花1000歐元請了一位兒童心理學家，他只告訴了我們一個常識：離婚意味著不穩定性。所以我們決定夏天到來的時候，讓孩子們遠離喧囂，和我共度三四周。多內加爾就是我們心靈的避難所。
我把孩子們安頓在我的舊房間里，那裡很多年沒有人住過了。房間的牆上還貼著我的「瘦李奇」樂團、齊柏林飛艇樂隊和皇后樂隊的海報，還有一張我青春期聽的第一場音樂會的海報：《蓬齊與帕內爾街蹦蹦房間里的殭屍》（1990年5月26日）。
「這是你的房間嗎，爸爸？你睡在這裡嗎？」
「每天晚上，」我回答說，「直到我18歲。」
「然後你遇見媽媽，就去阿姆斯特丹了，對不對？」
「是的，就是這樣。」
皇家音樂學院的學位證和體育獎盃上已經落滿了灰塵。將他們安放在兒童床上後（傑普睡在爸爸為他在地板上鋪的小床墊上），我試圖從舊書櫃里尋找一本故事書讀給他們聽。貝阿特麗絲說不用找書了，他們的iPad里有卡通片。「我們在家一直這麼做。」
「爺爺的房子里有無線網嗎？」她問。
「無線網？我不知道……應該沒有吧。」
「好吧，我去偷鄰居的網用。」
還沒等她的父親張開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