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七十年代後出生的這批年輕人來說，尋找某種標誌與他們的上輩加以區分，漸漸成了時髦。儘管對他們嚴加管束的父母並不是法西斯，可反抗或逃離他們也就成了一部分人追求自由的象徵。
張清和韋利結婚之後，在何處安家就成了一個棘手的難題。他們至少有兩種方案可以選擇——雙方父母的房子加在一起，足以開一個小型的旅館，但他們最終的決定讓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他們自己出錢在匯園住宅小區租了一套兩室的房子，以便和所有的老人都保持一定的距離。
在他們記事的時候，「文革」差不多就已經結束。生活的相對安定，封閉的校園，以及父母對獨生子女的寵愛造就了他們無憂無慮的外表，也多少培植起了一點似是而非的浪漫情調。他們在教堂舉行婚禮，嚮往刺激和冒險，喜歡孟庭葦和張學友的歌曲，讀梁鳳儀的財經小說，迷戀電腦遊戲……
韋利在船舶學院畢業後，自願報名去展新號遠洋貨輪任職，他的確切身份只是一名見習機械師，但這並不妨礙在製作名片時，加上「水手」二字。
張清的父親，一位退職的教育官員不惜以自殺相威脅，才勉強制止了女兒去西藏工作的企圖。但他卻不得不在女兒的婚事上做出相應的讓步，同意她嫁給一個「廢物」，並允許他們搬進匯園小區，自立門戶。
韋利和張清住進匯園公寓的第一個晚上，獲得自由的興奮使他們徹夜未眠。到了後半夜，夫妻二人實在沒有話題可供敘談，便各自將自己的父母搬出來，盡情地取笑了一通。
張清說，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父母對安全的瘋狂依賴。家中的門鈴每響一次，老張和老李都會如臨大敵，神色陡變，似乎任何一個來客都是喬裝打扮的歹徒。據他們說，那幢教師大樓在一個月中連續發生了四次命案，可張清卻未有所聞。「很難說，他們不是在危言聳聽，胡編亂造……」有一次，父親老張手執一把剁肉用的利斧前去開門，沒想到進來的卻是母親老李。
另外，張清的父親不僅總愛放屁，而且，偏愛洋蔥。
韋利對父親的抱怨與妻子迥然不同。母親去世之後，他就一直卧病在床。他時常打電話約鄰居和過去部隊里的戰友來家中聊天，全然不知危險為何物。儘管從未發生什麼意外（假如出點意外，那倒也不是壞事，至少日後可以免掉去醫院替他施行安樂死），可母親積攢下來的一些古花瓶、字畫和首飾全都不見了蹤影。他的父親原是一名軍人，轉業後在審計部門當科長，五十六歲才生下了他。
「因此，你可以想像，當我在叫他爸爸時，我的感覺上卻是在叫他爺爺。」韋利說。可張清從未聽到丈夫叫過他父親，他們都叫他韋科長。
他們搬進匯園公寓之後，張清每逢大禮拜的周六才回家與父母團聚一次。在韋利出海的幾個月中，照料病中的公公也成了她的分內之事。那時她的公公已喜歡在床上大便，每晚六點準時拉屎一次。考慮到她白天在醫院裡時刻與血污、屎尿打交道，因此，她隨口發出的一聲感嘆都帶有寓言性質：
怎麼到處都是垃圾……
韋利即便在來信中，也不會忘記這樣來提醒自己的妻子：「韋科長眼看就不行了……」而事情的發展往往出人意料。
張清曾經將包括院長在內的幾位醫學專家請到家中為公公治病。鄰居們對韋家的這個孝順媳婦自然讚不絕口，可張清自有她的盤算。她希望專家們給她一個公公死亡的可靠時間表。
大夫們會診的結果，韋科長至少患有三種難以治癒的病症，還不包括他在淮海戰役中留下的兩處槍傷。顯而易見，只要其中的一種疾病惡化，他隨時可能一命嗚呼。院長最後肯定地告訴張清：「假如老人能活過三個月，我就用不著再當什麼院長了……」
張清正是在這樣一種懸盼的心境中等待了三個月。到了第四個月，老人不僅沒有暴卒的跡象，而且奇蹟般地能夠下床走動了。更令人驚異的是，在未來的幾個月中，韋科長早已謝頂的頭上重新長出了黑髮，不久之後，他以七十九歲高齡再次出現在菜市場上……
當然，院長事後並未辭職。而張清卻也得到這樣一個職業上的忠告：對於生死一類的事，是不能隨便預測的。
匯園小區坐落在十里鋪碼頭附近，目前看上去，整個小區還只是一片廢墟。新造的一幢二十二層的公寓大樓矗立在沙土和瓦礫之中，數不清的建築鋼材、水泥、預製板橫陳其間，大風一吹，就會揚起漫天的沙塵。
韋利和張清選擇在建造中的匯園小區安家，是出於以下兩個考慮：首先，尚未完工的住宅區因各類配套設施來不及跟上，租金相對比較便宜；其次，這個住宅小區距離十里鋪碼頭不到四百米，當韋利出海歸來，他們能夠以最快的速度解除雙方肉體的緊張狀態。這幢大樓暫時還沒有其他住戶，他們再也用不著將床頭的錄音機打開，以防止他們在做愛時發出的聲音為鄰居聽到，用張清的話來表述，「我想怎麼叫，就怎麼叫。」
她總是說不夠，總是央求著再來一次。韋利吃驚地發現，張清除了因腰酸背痛而改變了走路的姿勢之外，幾乎不需要作任何休整。她的慾望怎麼說都有些異常，它就像一架永遠不會停止轉動的機器。韋利對此既沉醉，又擔心，但他也說不清自己究竟在擔心什麼。
由於大樓的電梯尚未開通，他們決定住在六樓。張清從一開始就喜歡上了這個家。大樓對面就是74路公共汽車，它的終點站就是父母的家，而二百米外的58路電車則通往她上班的醫院。這一交通上的便利使張清更有理由這樣相信：自從她與韋利結婚之後，上帝開始專心致志地看顧他們了。
站在卧室的窗口，向北可以眺望大海上過往的船隻，儘管她往往看到的只是一面迎風招展的旗幟，或是一截轉動的雷達和風向標，但輪船汽笛低沉的鳴叫卻日復一日迭現在她的睡夢中，讓她覺得與遠在海外的丈夫未有片刻的分離。
她將兩間屋子收拾得一塵不染，她向醫院婦產科的大夫悄悄地打聽推遲例假的方法，在枕邊與假想的韋利說話：「哦，寶貝。」她的等待是迷人的，神秘的，自有一種無限的柔情蜜意……
展新一號貨輪在廣州的一個軍用碼頭卸完貨，已經是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拂曉。韋利向船長請假說，他要在廣州上岸，以便去佛山參加一個同學的婚禮。
船長雖不是基督徒，但卻喜歡過聖誕節。他正在張羅著晚上全體船員參加的化裝舞會（他在西西里的海員俱樂部學到這一手），對於韋利的非分請求竟然慷慨應允，這就導致了一件重大變故的發生。
韋利在廣州上岸的目的十分明確：二十四日是聖誕之夜，又是他妻子的生日，他和張清於去年夏天加入了基督教浸禮會之後，這個原先可有可無的節日自然有了一層特別的意味：展新號貨輪離開廣州前往北方的途中至少又得耗去一周時間，他無論如何也趕不上與妻子一起過聖誕了。
他一刻不停地趕往機場，順利地搭上了一班下午四點二十五分的南航班機。當波音客機帶著尖厲的金屬哨音躍上陰沉的雲幔，機艙頓時被溫暖的夕陽映紅了。韋利此刻覺得自己似乎就是當年第三帝國的隆美爾元帥，當盟軍在諾曼底實施大規模登陸的時候，他卻匆匆趕往家中陪妻子過生日。隆美爾和韋利一樣，他們知道天堂的方向——在奔向那裡的道路上，多耽擱一分鐘也是無法彌補的罪惡。
晚上八點四十分，韋利乘坐的一輛桑塔納計程車終於停在了匯園小區的鐵欄杆門外。天空仍然在下著雪，他看見六樓自己家的兩扇窗口都亮著燈光，毛茸茸的光暈照亮了飛舞的雪片和新建中的花園。
在這個靜謐的聖誕之夜，施工隊的打樁機停止了轟鳴。74路公共汽車站上空無一人，偶爾從那裡開過的一輛汽車濺起高高的雪泥。他看見兩個小姐抬著一棵裝飾著棉花絮的聖誕樹，在街道的拐角處越走越遠，但他依然可以聽見小姐的皮靴在摩擦時發出的令人沉醉的聲響。
韋利踩著嘎吱作響的凍雪朝家中走去。他又碰到了兩個人，他們穿著黃色的工作服，頭戴塑料帽盔，正打著電筒，逐一登記著工地上的建築材料，將被風吹開的遮雨帆布重新拉嚴。
他們高聲談論著昨晚的一場足球賽。其中的一個進球顯然是越位了……韋利走到他們身邊，兩個人都向他揮手致意。韋利問他們這個小區什麼時候可以完工，兩個人就異口同聲地答道：「快了，快了……」
韋利上了樓，剛才在路上一直糾纏著他的那個問題此刻又攆上了他。機票九百五十元，加上計程車費五十元，幾乎花掉了他兩個月的工資，這是否太不合算了？不管他怎樣試圖說服自己，他在廣州醞釀出來的這一「即興之作」還是讓他覺得有點美中不足。
他拎著一盒生日蛋糕，一口氣爬上了六樓。他聽見樓道盡頭的那扇熟悉的房門裡傳來了悠揚的大提琴聲，那是布魯赫的《科爾尼德萊》。張清曾對他說，她在思念他的時候，總是一遍遍地聽著這個曲子。它原是一首猶太人的晚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