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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張清不顧來自家庭方面的巨大壓力,與展新號遠洋貨輪的見習機械師韋利結了婚。最初的興奮和沉醉消退之後,問題跟著就來了。

韋利的貨船一年中至少有七個月在海上漂泊,張清在獨守空房的同時,便有了充裕的時間來面對這樁婚姻所產生的後果。她的父母雖然過於奢侈地享用著四室兩廳的寬敞住房,但張清暫時還指望不上。她的父親,一位退休的高教局長對女兒的婚事只說了一句話。張清一想起父親的這句陰毒的咒語就不寒而慄——它從一個有著四十年黨齡的廳級幹部口中脫瀉而出,一方面說明了我國的教育事業任重道遠,同時也為日後她與父母的重歸於好帶來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她只剩下了一個選擇:在韋利家落戶。韋利的母親在十年前就已去世,他的父親獨自一人佔用著一套三室一廳的老房子。把家安在韋利那邊,張清覺得利弊俱在。在韋利出海的漫長日子裡,一個剛過門的媳婦與公公住在一起,種種不便自不待言。好在公公那時已身染重病,眼見得光景一天不如一天,張清也不難窺見日後的一線曙光。

韋利當初在勸說張清接受這個方案時,曾明確地向她暗示過這一點:「韋科長眼看著就不行了。也許我哪天從船上下來,就能看見你手臂上戴著的黑紗。」韋利這麼說,張清的心裡頓時就亮堂了起來。

韋利的父親早年投身革命,參加過著名的淮海戰役,轉業後到了地方,當了一輩子的審計科長。正如她從未聽到韋利叫過他父親一樣,張清也從未覺得這個兩頰塌陷、目光獃滯的老人與她存在著任何親緣關係。他們給他起了各種各樣的綽號,但在大部分場合,他們都叫他韋科長。

張清每隔一段時間就能收到一封丈夫的來信,一枚枚精緻的郵票準確地勾勒出了展新號的航行路線,也給她的愁思帶來了有力的依託。她甚至能夠從郵票上嗅到海水的鹹味,嗅到鹿特丹玫瑰和蘇利南棕櫚的清香。她白天去醫院上班,晚上就躺在床上,在公公混濁不清的喘息聲中翻看那些信件。她在心裡一直盤算著的就是兩件事:丈夫的回國或公公的暴斃,時間一長,就連張清也弄不清,哪一個願望更加迫切。

除了一陣尖銳的刺痛和持久的麻木感之外,韋利在新婚之夜的一番梳弄並沒有給張清留下什麼特別的喜悅,可是到了第二天凌晨,她從床上醒過來,發現一切都不一樣了。她朦朦朧朧地覺得,自己的肉體中有一種神秘的力量被喚醒了:她的肌膚彷彿具有了某種不可思議的記憶力,正如一道微光將她體內的每一個角落都照亮了。從此以後,她的軀體能夠仔細地區分兩種迥然不同的生理信號:挽留和期待。她暫時還不知道什麼樣的情境可以稱之為「滿足」。

在婚後的一個月中,張清和韋利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床上度過的。頻繁的房事似乎並非為了探明雙方的身體在自然或非常狀態下的各種隱秘,而只是試圖喚回一種似曾相識的暈眩經驗,用張清的話來說,「讓它永遠地停在那一刻……」

床單每天都在換洗,最後連床架也有些鬆動了。張清甚至有些害怕,她豐腴的肉體就像一隻永不饜足的怪獸,希望在頃刻之間就將對方吞食一空。韋利雖然十分健壯,但漸漸也有些力不能持,男人的自尊心在新婚後的第一個月就遭到傷害和挫折,他不得不去面對這樣一個事實:男人能做的事,女人通常能做得更好。她永遠說「不夠」,永遠叫著再來一次,即將離別的恐懼向肉體轉嫁危機,慾望在暗中變本加厲。

有一次,韋利在耳畔悄悄地問她:「你怎麼這樣瘋狂?是不是有什麼病?」張清一點也沒有生氣。她把頭貼在丈夫的胸前,甜滋滋地想:要說有病,也是一種十分迷人的病……韋利接下來的話多少有些乖張的淫蕩,他說,「看來至少得有三個男人來對付你……」張清笑了一下,她說,從理論上來說,也許是這麼回事,但實際上她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這樣做。張清這樣說著,立刻就想起了她們醫院的一名外科大夫。她的臉紅了,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快樂的羞恥。而韋利怎麼都覺得妻子的話中有一絲惋惜的意味。他後悔不該說這樣的話。

韋利回到船上之後,張清走路的姿勢一度變得十分難看。她身體的每一個關節都感到了甜蜜的酸痛,醫院的女同事們慢慢發現了一個規律:每當韋利出海歸來,她走起路來就像一隻鴨子,反過來說也一樣。張清向她們抱怨大腿、手臂抬不起來,同事們就哈哈大笑,「我知道你是怎麼搞的……」

張清覺得一切都不一樣了,當她在手術室看見大夫們褪下病人的褲子,替他們颳去下腹的陰毛時,她不再像從前那樣無動於衷。不知從哪天開始,她的身體有了一種神秘的靈性。她這樣想:僅僅因為這一點和父母鬧翻,那也是值得的。

張清和韋利決定搬到公公家落腳的時候,老人還能下床走動。早晨天還沒亮,他就在陽台上轉悠了。他打上幾遍陳式太極拳,然後就去侍弄那些嘰嘰喳喳的畫眉鳥。他將橘皮和茶葉泡在一隻軍用水壺裡,給窗前的一盆君子蘭澆水。軍用水壺的底部一度被子彈射穿,後來用焊錫補上了,他捨不得扔掉它。老人床上的棉被同樣是戰爭歲月所遺留的重要標記,在白天的大部分時間裡,它總是被疊得整整齊齊。可是,自從張清來到這個家裡之後,老人的境況很快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起先是他的喘息更加綿長、頻繁,痰音更重,下床走動的次數日漸減少。接著,陽台上的畫眉因無人餵食終於餓死了,君子蘭多了兩尾枯葉。最後,老人床頭的一隻收音機由於電池耗盡只能發出一些電波干擾聲……這一切都在表明,老人正像張清所預料的那樣,有條不紊地踏上了歸程。屋子裡開始有了一種腐爛的氣味。

不過,韋科長徹底卧床不起則是在一個星期之前。那是一個星期天,張清正在隔壁的卧室里熨衣服,突然聽見韋科長的房裡傳來一陣清晰而惡俗的聲響,接著她就嗅到一股難聞的臭味。她走到公公的門前,扶著門框朝里窺望。韋科長得意地笑了一下,慢條斯理地對媳婦說:

「我剛剛拉了一泡屎……」

張清的臉上掠過一縷明顯的厭惡和敵意。「操你媽!」她暗暗地罵了一句,走到公公的床前。

她胡亂地撩開老人的被子,用了差不多一卷衛生紙才幫他把屁股擦乾淨。她替老人換了一條新床單,去廁所洗了手,回到自己的卧室,卻發現熨斗已將燙衣板的襯布燒開了一個大洞,韋利在義大利替她買的一件拼花長裙也被燒掉了下擺。她剛剛來得及拔去電熨斗的插頭,就聽見隔壁又傳來了一連串「潑潑辣辣」冗長的聲響。

張清也曾經考慮過雇一位保姆來侍候這個老人。她最終放棄了這個念頭是因為她對目前的治安狀況已不抱信心。醫院裡的同事整天都在談論著一些聳人聽聞的惡性案件:保姆將孩子販賣到外地,或者乾脆將他們勒斃,把房中的金錢、首飾席捲一空,而無法帶走的電視機則被泡在澡盆里……張清決定忍辱負重。她用縫紉機替公公扎了一塊塑料尿布,墊在他的身下,這樣她就無需每天更換床單了。她時常從藥房裡帶回一些消毒藥水,用以驅散房內縈繞不散的那股惡臭。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老人對媳婦的操勞心揣感激。他一心盤算著怎樣使自己日益衰竭的生命延續下去。他每天早晨七點鐘喝下一杯參湯,十點半吃一根香蕉。十二點的午餐包括一隻煎雞蛋,兩片麵包,兩塊火腿肉,還有一碟拌黃瓜。所有這些物品均由張清事先備好,放在公公伸手能及的地方。老人下午一般不吃東西,到了六點半,他就要拉屎了。

張清通常每天去公公的房中兩次:送進食物,取走尿布、夜壺和痰盂。當然,她還得忍受韋科長那些沒完沒了的絮絮叨叨,聽他一遍遍講述那隻軍用水壺是怎樣被一粒子彈射穿的。有一次,韋科長居然談到了眼下頗為流行的安樂死,這使張清激動得直打哆嗦。假如公公有志於此,她將隨時提供必要的協助。不過,韋科長只是隨便說說而已。他認為人的正常壽命應該是一百四十歲。「在英國的約克郡,一位鐘錶匠常年卧病在床,人人都覺得他快不行了,誰知道,他最小的一個孫子病故後,鐘錶匠又活了四年……」

老人說,這則報道登在最近一期的《健康之友》上。「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對生活失去信心。總有一天,科學將向人證明:人本來是不會死去的……」韋科長握住媳婦的手久久忘了鬆開。

在昏暗的燈光下,張清戴著一副大口罩,以一個標準護士的姿勢替她的公公擦拭身體。她輕輕地脫下老人的白色短褲,一時覺得有些無從下手。由於口罩的遮掩,她臉上的表情被保護得很好。她也許是嫌惡的,也許對眼下的這種情景早已習以為常。老人一動不動地看著她,目光中始終有一種慫恿或鼓勵的意味,彷彿在對她說:「小張,大膽一點,再大膽一點……我們都是唯物主義者……」

為了消除這種多少有點尷尬的氣氛,老人再次提起了戰爭年月的往事。一九四六年東北的四平戰役,他親眼看見林彪流下了眼淚;一九四七年的滄州會戰,他左臂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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