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簇枯乾的花束就插在一隻白色的長頸瓶中。它擱在窗台上，冬天的陽光將它照亮。這束花似乎從來就是枯萎的：它的花枝、蕾朵，以及蛺蝶般的葉片由於失去了水分而變成了僵滯的金黃色。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在窗下靜靜地打量它就成了我日常工作之一。我猜想，它原先也許是藍色的。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我和妻子都喜歡藍色的花朵。不過，這都是過去的事了。她現在已經離開了我，去了南方。
我不知道它是何時枯萎的，正如我不知道崩潰最終將源於何處。唯一不變的是它深紅色的果實，它點綴在這簇花枝中間，宛若歲月漫不經心的謊言中一個個小小的見證。我摘下其中的一粒，用刀片切開它，將它放入一隻盛滿清水的玻璃杯中。花籽多得數不清，它們紛紛沉入杯底，隨後又浮了上來。我不斷地搖晃著玻璃杯，重複著這個寂寞的遊戲。於是，時間的形態便從那些墜落又上升的花籽中間真切地呈現出來，它是一個冥想的片段，一個寓言。假如，這株植物中所包含的宇宙尚未最終黯淡，假如時光尚未拋下它，留給白蟻去噬食，那麼，唯有這些花籽能夠使我看清它曾經迎風而立的樣子，嗅到它的芬芳，感受到它沉積在記憶中的慾望，一個連接著另外一個，就像花籽，沉下又浮上來，多得數不清。
我剪下一莖花枝，將它夾在一本阿波利奈爾的詩集中，然後帶著它去看望我的一個朋友。他是生物系的教授，近年來主要從事植物學方面的研究。他領導的一個五人小組，試圖對植物的家族進行重新分類。儘管我對他的工作所知甚少，我每次去他那兒，他總是設法讓我了解這項研究的最新進展。比如說，他曾經向我提及，花朵的枯萎是從喪失記憶開始的。這一次，他又有了一個新的話題。他告訴我，在本世紀，植物的婚禮越來越隆重了。這一跡象似乎向我們暗示，這個世界也許正在經歷著某種前所未有的變化。
「你不要以為我是在開玩笑，」他對我說，同時指了指牆邊的一張舊沙發，示意我坐下來，「在整個宇宙種種秘密之中，人類對植物的了解實在極為有限。」
他的研究室里有一股草藥的氣息。沿牆擺放的一排排木架上陳列著各種植物標本。
「在一切生物中，唯有植物才顯得聖潔。比如說，它們謙卑而忠誠，它們雖然談情說愛，但從不交合——就像羅密歐與朱麗葉那樣。更為重要的是，它們避免使用語言。我將這稱之為植物的智慧。你知道，語言是欺騙和墮落的開始……而人類只有在緘默不語時，才會顯出幾分可愛。」
我將那本阿波利奈爾的詩集遞給他。他笑了笑，說：「你到底還是把它帶來了。」
「我不明白，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對植物產生了興趣？」他一邊這樣說，一邊打開那本詩集，用一把鑷子夾起那枚花枝，放到顯微鏡下細細觀瞧，察看它葉脈的紋路。隨後，他又換了一把放大鏡。
「這不過是一株極為普通的植物，我看不出你有什麼理由為它感到不安。」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不過，它具體的科屬與名稱我要過幾天才能告訴你，也就是說，等到切片與化學分析之後。你應當知道，科學研究者與詩人的工作畢竟不是一回事。」
「你能不能大致說明一下它的分布區域？」
「當然可以，不過，你也許會感到失望的，我的意思是說，除了沙漠與極地之外，這類植物在任何地域都能生長。」他向我解釋道。接著，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順便問一句，你的妻子近來有消息嗎？」
「她來過一封信，」我說，「是從罕達發出的。」
「罕達，她跑到罕達去做什麼？」
「我也覺得奇怪。」
「從地理位置上說，罕達靠近湖南的株洲，兩年前，為了採擷植物標本，我倒是去過一趟。」
「她如果去了廣州或海口，那是一件挺自然的事，你說呢？可她卻去了罕達。」
我知道，我這樣說顯得既愚蠢又危險。
我的朋友很快就表露了他的吃驚：「我有些聽不懂你的話，廣州或者海口與罕達又有什麼分別呢？她為什麼不能既去廣州、海口，又去罕達呢？何況，她最終去了哪裡，與這束乾癟的花又有什麼聯繫呢？」
他的疑惑是有道理的。我知道該如何回答他，但我卻沒那麼說。一個人對於另一個人的精神世界說到底又有多少了解呢？
「你的妻子的確很漂亮，這件事換了誰都會一樣受不了的，可她為什麼要去罕達呢？罕達。太過分了。你看，我現在也被它纏上了。你是不是覺得，人一過四十歲，大腦的神經就變得不那麼堅固了……」
「也許是這樣。」我說。
「那麼，你喜歡枯萎的花朵嗎？」
「說不上喜歡。」
「我也一樣。」他笑了笑，「它只不過是植物的屍首而已。」
我們又聊了一些別的事，喝了一杯清茶。我問他是不是願意聽聽有關這束花的故事。
我的朋友坦率地向我表示，他沒有這方面的興趣。何況，時間上也不允許，因為二十分鐘之後，他要趕往生物館主持一個博士論文答辯儀式。
很顯然，他在暗示我離開。而我卻沒有立即向他告別的任何準備。
他問我能不能將那本阿波利奈爾的詩集留下來，因為封面上的裸體女郎看上去十分誘人。
「我也許可以用它派上別的用場。」
「我的確感到有些看不清自己，再說，我對你也沒有什麼了解。」在婚禮上，我的妻子突然柔情蜜意地對我說。當時，正式的儀式尚未開始。她看上去顯得有些慌亂，或者說，有幾分難以言說的傷感。
我對她說，從某種意義上，我的感覺與她頗有幾分相像：「當然，你現在仍然可以改變你的決定。」她調皮地揚起頭，朝我眨了眨眼睛，抓起我的一隻手，然後問我：「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這時，我看見飯店的一位侍者小姐朝這邊走過來。她告訴我的妻子，門口有位先生要和她單獨說幾句話。我微微側過身，看見他站在門廊邊，手裡就拿著那束乾花，正看著侍者往飲料車的玻璃酒杯中加冰塊。我能夠聽見冰塊在杯壁上碰撞發出的叮噹之聲。
我的妻子確實愣了一下。她似乎沒有料到他會突然出現在我們的婚禮上。她略有歉疚地看了我一眼，彷彿在說，「這可不能怪我……」隨後，她起身朝他走過去。
他們像一對多年未曾見面的老朋友那樣說著話。我聽不清他們在聊什麼，何況，我對於這一點也沒有什麼興趣，我儘力不去想這件事。我在內心對自己說，我們終於結婚了。用我妻子的話來說，我們畢竟已走到這一步了。
兩個多月前，當我與妻子商量著舉行這次婚禮的時候，她對我提出了一個小小的要求，那就是，我不能向她打聽有關她的任何事情。我想，既然這樣的話，那麼我們幹嗎還要結婚呢？我知道，她並不是隨便說說的。她做什麼事情都顯得一絲不苟，談不上什麼幽默感。當然，這並不是說她本人缺乏這種幽默感，而是其中別有隱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除了她的姓名之外，我對於她的其他情況暫時還沒有什麼概念。甚至，就連她的名字，也不能說是十拿九穩。因為她曾自願向我透露，她曾先後三次去戶籍管理部門要求更換姓名——就好像一個人的名字與他的生活或運氣真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似的。「我們都不是上帝，」她這樣對我說，「有些事情我們知道得越少越好，除非你想自討苦吃。對於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你基本上可以將它看作沒有發生，或者說，根本不存在。」我沒有對她的這番話表示贊同，但也沒有提出反駁。我這樣附和她：「事件自有它的命運，結局無非不了了之。」她認為我表達了與她相同的意思，只不過說法有些玄奧。
現在，門廊邊的情形與半個小時之前並無很大不同。他們談著話，顯得很親熱，也很節制。
只是兩位侍者為了避免偷聽私人談話的嫌疑而稍稍挪動了一下位置。其中的一位還用充滿同情的目光意味深長地打量著我，她似乎在對我說：「拒絕看到真相，並不意味著總能穩操勝券。」
由於這個人的出現，婚禮的儀式被推遲了。客人們大都顯得很有耐心。主持儀式的那位同事依舊在不慌不忙地檢查著麥克風的線路，只是出於某種習慣，他才偶爾抬腕看一下自己的手錶。
過不多久，那位不速之客終於想到要離開這裡了。我的妻子加快了說話的頻率，同時不安地回頭飛快地瞥了我一眼。那人將那束枯乾的花遞給我的妻子，然後將一隻手搭在她的肩上。我環顧了一下宴會大廳，盤算著到底有多少人目睹了剛才的情景。當然，即便所有人都看到這一舉動，那也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他告辭了。我的妻子將他送到了樓下。
這年冬天，這個城市一直在下雪。街道兩側的馬路上堆滿了骯髒的積雪。一輛接著一輛的電車從街面上駛過，在纜線上划出火花。電車過後騰出了渣打銀行的舊址，一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