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形象把鄧小平描述為在發起中國的改革中起了關鍵作用的中共領導人。把他描述為改革家的形象完全是正確的。在七十年代中期，肯定是鄧小平領導了對各項政策和作法的抵制。還可以肯定1976年他再次被清理出中共領導層時所受到的不公正對待，確保了他後來成了最受歡迎的領導經濟現代化運動和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否定的「最高領導人」。
然而，在1978年和其後執行的各項政策，是由集體領導所制定的，這些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經在中央工作過一段時間了，他們對中國發展的總體思想首先是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來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陳雲在八大會議上提出的。作為設法恢複「大躍進」的災難之後經濟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提出了這些思想。在七十年代末和「文化大革命」後，鄧小平又重新恢複了早在二十年前曾參與這一政策制定過程中那些人們的工作。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僅僅是他們這些人集體的勝利，而且也是鄧本人的勝利。
從歷史的角度對改革時代各項政策和實踐的起因進行研究，會對鄧作為一個改革者的角色提供非常重要的線索。在三中全會上所發起的改革的實質是要恢複五十年代初就已經確立了的中國的傳統。鄧所倡導的政治改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在他1956年在八大會議上的講話中看到，這些講話主要是對黨在四十年代的經驗進行解釋和總結。鄧強調依靠堅持黨的民主、依靠建立一個更為有效的政治制度，以來實現經濟現代化的目的。
八十年代，鄧所致力的改革大部分是在外交領域。考慮到中國自我封閉了數年之後，所表現出的積極主動對外開放的姿態，這似乎標誌著中國將要與過去進行更徹底的決裂。
鄧實質上的目的是要恢複「文化大革命」期間中斷了的他們認為是中共傳統的那些東西，正如鄧在1980年1月（在對黨員幹部的一次講話中）強調指出的那樣，必須通過發展經濟和恢複他所認為的那些更為通常的作法來恢複廣大群眾對共產黨的支持。鄧對毛澤東思想（1981年審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總結的毛澤東思想）的解釋就是他長期以來擁護的三個原則：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他反覆回顧了四十年代，並以四十年代黨的成功經驗，聯繫當前的現實進行了精闢的論述。
從鄧對1956年八大歷史功績的再次肯定，和強調八大路線的正確來判斷，他在中共的傳統中尋求改革的正統性。八十年代期間，八大被說成是一次模範的代表大會，並且重新出版了精裝和平裝的八大文獻，鄧和其他領導人認為八大堅持了黨的傳統，特別是堅持了毛澤東思想。當然，八大所堅持的毛澤東思想與鄧在八十年代所解釋的毛澤東思想一點也不矛盾，完全是一致的。但是，有點使人感到不解的是，當時正是鄧正式向八大提出了修改黨的章程，這次黨的章程的修改，刪掉了涉及有關毛澤東思想的內容。
鄧以這樣的方式尋找傳統，突出暴露了他在社會與政治改革中的主要矛盾。鄧的傳統主義使他把注意力集中於尋找中共的黃金時代——可能是1956年，也可能是四十年——以此來證明現代中共政治的正確。然而，那種黃金時代未必長期存在過，或許僅僅是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存在過，如抗日戰爭時期在革命根據地。由這樣的歷史或傳統形成觀念，面對如此劇變和不同的環境時，其本質就決定了它是不會有太大的靈活性。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間，由於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新的社會與政治的要求，在這樣的情況下，需要的是適應而不是鄧的那種原則性的反應。鑒於此，隨著時間的推移，鄧要麼將作為最成功的經濟現代化的制定者，要麼將作為不太成功的政治改革家被載入中國革命的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