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在國際舞台上作為一名政治家的形象，特別是與他的前幾任領導相比，證明他還是成功的，即使從全球範圍的角度來看。這似乎有點誇大。從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特別是通過「對外開放的政策」，在促進中國同世界各國之間的關係方面，鄧比任何一個其他的中國領導人都做的貢獻大。他出訪過美國、日本、法國、東亞及東南亞。通過各種方式——文化的和個人的，還有政治的和經濟的，都表明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特別是在八十年代初，他巧妙地利用國際傳播媒體，進一步宣傳了中國的這一目的。
在國內政治生活中，鄧小平在1976年之後被認為是中國共產主義的保護人和中國共產主義價值的縮影。當然確切地說，這是需要一個「最高領導人」所扮演的角色，肯定那也是毛明白他自己如何扮演這個角色，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然而，像毛的情況所表明的那樣，他扮演的這個角色相當令人費解；黨與領袖之間的關係幾乎可以肯定是不穩定的。鄧對待黨的價值、結構和使命與毛有明顯的不同，至少鄧成為「最高領導人」之後是如此的，這一點也許能夠從他對「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所得出的結論中看到。
八十年代中，鄧對中共在中國社會作用的解釋似乎完全與四十年代之後的解釋是一致的，他比毛更強調了組織結構和政治的重要性，還有經濟現代化運動的重要性。實際上，在毛的觀點中，把動員群眾看成是中國發展的動力，而鄧認為，中國的未來更應該依靠專家，他經常批判由政治動員所產生的那種「左傾冒進行為」。鄧的看法只有共產黨能使中國現代化，因為只有共產黨才有能力動員她的人民和開發物質資源。有趣的是，鄧的觀點認為青年人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和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但是在1992年他表達了對新加坡「社會秩序」的讚賞，並認為他所說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相比一點也不差。
鄧認為黨對權力壟斷的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因為「文化大革命」不僅是向中共發動進攻，而且還要動搖中共的權力，當鄧一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的這個目的之後，便開始了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正如鄧小平在1958年7月共青團的一次會議上所講的那樣：「關鍵的問題是要有黨的領導。只要你們堅定地堅持這個觀點，那麼不管你們犯了什麼樣的錯誤，你們將基本上是正確的」。 這可能是在鄧小平的一生中經常講的一句話。
鄧小平認為中共對全社會的領導責無旁貸。為了發揮這種領導作用，中共必須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組織。黨與政府之間職能的混淆就如同黨對自己的組織紀律不嚴明一樣，同樣也會削弱黨的領導能力。鄧認為，中共的力量是在於她的團結和與人民大眾良好的關係，而這兩者都是依賴黨的教育和堅持黨的準則。在任何一個決定做出之前，黨內應該有討論和爭論，但是，一旦決定做出了，那麼為了確保對全社會實施黨的領導，每一個黨員應該在黨的集體領導下達成高度的一致。
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之上的黨內的教育——這是指的毛澤東思想，不是毛個人的思想，是從1949年之前開始的黨的集體領導智慧的結晶——有助於確保黨內思想的一致和目的的統一。然而，鄧又明確地、一貫地提出，為了確保黨對社會的領導，體現出物質上的優越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抗日戰爭中，正是這種思想，使中共領導下的那些地區保護和發展了一種生產性的經濟，在1949年之後又成了現代化的經濟，正像鄧在1987年和捷克斯洛伐克總理談話時所說的，也許是他在五十年代期間經常講的話：「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由於鄧強調對物質生產的發展和為了這個目的必須發展教育事業而進行機構改革，鄧有時被國外描述為中國唯一的經濟現代化的制定者。儘管這種說法沒有什麼明顯不對的地方，但這種說法並不全面，因為正像上文引用的鄧在1987年的講話所表明的那樣，鄧所尋求的是社會主義。這句話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說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中共起主導的作用。鄧在1992年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進行對比時，他把社會主義描述為「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同樣也「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鄧的總體思想中，經濟現代化是一件主要關心的事情，但黨的領導原則是更加重要的。與毛澤東觀點和工作風格的明顯差異產生了毛和鄧的關係問題，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後，這個問題對鄧的政治生涯來說，明顯地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大革命」前，鄧有三十多年一直作為毛的助手，毛也深信鄧對他個人的忠誠。「文化大革命」後，甚至在毛還在世時，即使他倆的關係實際已經發生了變化，然而他倆早期的那種關係對於黨中央其他許多的領導人來說仍然是革命成功的一個明顯標誌。鄧到了九十年代仍然還保持著對毛的忠誠。正像鄧在1980年告訴奧埃娜·法拉奇那樣：「……我們而且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 正像他在1989年5月所表示的那樣，他仍然為在黨內曾是一個「毛派」成員感到自豪。 毛和鄧的政治關係可追溯到1933年對「羅明路線」的鬥爭中，當時鄧實質上是在黨內衝突中替毛受了過。從那以後，毛對鄧表現出了一種異乎尋常的別人無法察覺到的信任。在1938年鄧被派往太行區。在1942年—1943年延安進行的旨在消除蘇共影響和確立毛的領導的全黨整風運動中，鄧是所有在外的中央領導人唯一沒有被召回延安參加整風的人。鄧在毛的支持下成為中共的總書記。一直到1966年底前，儘管鄧和毛之間在政策問題上有許多分歧，然而沒有跡象表明他們之間有任何的派系鬥爭，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官方的宣傳機構也沒有對鄧小平公開點名批判。
鄧不僅與毛澤東的而且還有周恩來的，實際上是所有的他與黨內的同事們所建立的關係，很明顯是他的政治評傳很重要的方面。除了以上這些明顯的關係之外，這本評傳還突出了抗日戰爭期間鄧在太行區的經歷對他日後的政治生涯所起的重要作用。鄧對政治變革的認識在太行區時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和鄧在太行區一起工作過的那些人後來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權力群體。
鄧在太行區經驗的許多原動力，來自以延安為中心的「模範」邊區，不是來自華北其他邊區的，特別是來自晉察冀邊區的經驗。還可以通過對四十年代初在太行區臨時和戰時的狀況所進行的大量研究表明，鄧在1949年後制定的所有具體的政策起源於太行區。然而，太行區的具體情況所產生的問題不同於在延安遇到的那些問題，因此有時就需要某些不同的解決辦法。太行區地大物博，而且又更直接地受戰爭的影響，但是在經濟上卻得到了較大發展。為回答抗日戰爭時期的形勢把鄧小平對經濟建設和生產、對黨內民主集中制和黨內少數派的權力、對黨政分離及對通過多種方式動員最廣泛的民眾支持的關心做了具體的闡述。
肯定，太行區對鄧和中共領導層中的其他人所產生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他對發展一二九師所做的貢獻產生的影響也已經得到了研究，在他與軍隊領導人的關係方面，在抗日戰爭中的大部分時期駐在太行根據地的八路軍總司令部可能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這至少使得他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期間領導人民解放軍的將領們結下了密切的關係。
除了軍隊事務外，鄧的那些來自以太行區的老同事老部下後來在中央政治局和全黨所佔據的重要地位，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這些人在共產黨領導層內為鄧提供了廣泛的支持，這種支持是無與倫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