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間，中共確立了鄧小平軍事家的地位，確認鄧為軍事家並不是因為在「文化大革命」前他擔任過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也不是因為他在七十年代後期擔任過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和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擔任過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而是因為他在1938—1952年期間長期的軍事生涯。在那時，鄧一開始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的政委，後來，在抗日戰爭之後和解放戰爭中，又擔任了晉冀魯豫軍區政委，後來變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政委。在八十年代後期出現的電視劇、圖書和電影中，特別描述了第二野戰軍1947年南下大別山區和1948—1949年的淮海戰役的歷史。
可能由於鄧和中共領導層重新改組人民解放軍和使其領導幹部年輕化的舉措，使鄧在八十年代中期作為軍事家，得到了大家的公認。鄧在領導層中要比別人能更好地解決軍隊的問題。如有必要的話，他還是解決中共和人民解放軍之間可能出現裂痕的最佳人選，鄧不像在1929年去廣西和1949年取得全國勝利期間他所接觸過的許多同事那樣，他不是一個職業軍人。例如，和他曾在廣西一起工作過的張雲逸、劉伯承；還有在淮海戰役中指揮第三野戰軍的陳毅，他們都是職業軍人而不是黨的幹部。然而，鄧通過他的組織才幹和政治謀略，最終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和承認。
特別是1989年後半年公布了鄧為軍事家，這樣做也許還有出於當時政治原因的因素。中共的這個決定表明了黨與軍隊本質上是統一的，黨和軍隊的這種統一關係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就一直存在著。
鄧小平作為軍事家，對他任何的軍事背景或技能的描述，乍一看來似乎有點奇特。在太行區和劉伯承共事之前，他的軍事經驗是很有限的，並且也不太成功。在廣西作為政治組織者，他最初沒有參與軍事事務，1929年和1930年百色和龍州的起義一開始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當起義遇到來自國民黨的進攻和法國人的抵抗時，鄧和他的部隊便撤走了。紅七軍最終被迫撤到了廣西，在撤退途中紅七軍的指揮官們被打散了，人員損失極其慘重。在長征途中，鄧的角色似乎完全是一個政工幹部。
出於政治的原因而不是軍事的原因，鄧小平在1938年初被任命為一二九師的政委。一二九師是在長征途中和毛澤東爭奪領導權的一個人所指揮的部隊的基礎上組建的。毛選擇了鄧是頗為得意的，首先是因為毛信任鄧——由於鄧在江西蘇區的表現——其次，毛了解鄧年輕能幹足以勝任這項工作。
然而，在抗日戰爭中，鄧的政治和組織才能變成了軍事技巧，他在解放軍中很快贏得了優秀指揮員和領導人的名聲。
1937年一二九師進入太行山區時（當時鄧還沒有去一二九師），只有6000人；但到了1940年，一二九師的人數已發展到了20萬人。鄧在軍隊中的第一個成績就是在人力、物力、資源貧乏的基礎上，建立了一支強大的、人數眾多的武裝力量。這支武裝力量，後來變成了第二野戰軍。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抗日戰爭中，共產黨的軍隊依靠社會改革、民族主義或兩者都有的口號，充分地發動起了農民。這些口號，無疑組成了鄧的戰略的一部分。鄧所招募的新兵，大部分都不是那些有土地的農民，而是那些沒有土地的苦力和來自中國其他地方的戰爭難民（來自城市或農村的勞工）。有堅強性格、有正義感和作風堅決果斷的鄧小平，對這些人表現出了同志般的關懷，並為他們貧困潦倒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在四十年代，劉、鄧領導的軍隊——開始是一二九師然後是第二野戰軍——在中共內獲得了一個與其他共產黨的部隊完全不同的名聲。劉、鄧的軍隊主要由於他倆之間的良好關係，因此一直是一支最團結的軍隊，這種上下一致的團結，正是劉、鄧軍隊的力量所在。
鄧在創建他和劉領導的軍隊的過程中，他所發揮的作用，使他在軍隊中獲得了與劉同等的地位。在1947年，他們倆一起率領部隊步行南下到大別山區，人們普遍認為這本來是一次不會起什麼作用的軍事行動，他們沒有保住他們的陣地，因為他們一直向前走，並且他們的前進幾乎完全是靠突襲進行的。然而他們卻為解放戰爭開闢了中原戰場。鄧小平在內戰中，參與淮海戰役的領導工作，這基本上是真實的。黨中央授予淮海戰役前線委員會行動的自主權，所有的命令，必須通過鄧的批准才能生效，鄧是毛所任命的前線委員會的全權代表。
鄧在1938年後，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的角色，對他1949年後的生涯起了重要的作用。處於黨的軍職幹部和文職幹部之間的鄧小平，很快成了軍事指揮員中的政工幹部中的軍事指揮員。高崗事件使他實實在在地扮演了這種角色。在「文化大革命」後這仍然是他繼續扮演的一個角色。
當然，大部分黨的文職幹部在1949年前的那些年代中一直屬於軍隊力量的一個組成部分。鄧對軍隊工作的參與當時和後來一直都超越了這一標準。他在解放軍中建立了廣泛堅實的群眾基礎，當他在政治上陷入麻煩時他在軍隊中的良好群眾基礎不止一次地給他提供了幫助。他在軍隊中之所以能建立良好的群眾基礎，部分原因是因為他確實喜歡軍隊生活，並且在他的軍旅生涯中他與新結識的軍隊領導幹部相處的很好。同時，也還有另外的原因，他對原來一二九師、太行區和第二野戰軍的部下，給他們在解放軍中獲得了重要職位。這一點，在五十年代中期軍銜的分配工作中他所起的作用顯然是很重要的。此外，鄧與他在太行區和第二野戰軍的老部下繼續維持的關係，決不僅限于軍隊事務，這種關係逐漸在軍隊以外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盧西恩·派伊在討論鄧的政治風格過程中，著重探討了鄧政治行為中的傳統因素。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鄧由於長期受軍隊生活的熏陶，那麼軍隊的文化很可能對鄧後來的執政的方式帶來了影響。像一個訓練有素的士兵一樣，鄧服從上級、領導下級。當他成為「最高領導人」時，他也期望所有的人都這樣做，不管是胡耀邦、趙紫陽還是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