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鄧小平非常喜歡把他描繪成為一個熱愛家庭生活的人。中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報紙、雜誌和書籍，刊載了大量的鄧和他的孩子和孫子（女）在一起的照片，批評家也評論說，這樣的描繪主要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大權在握的政治家們，熱衷於抱著小孩或和家人們在一起照像，據認為這樣做會使他們的公眾形象變得和藹可親，使人們看上去他們和普通老百姓沒有什麼兩樣，縮短了與群眾的距離。這甚至對鄧小平來說也不例外。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鄧肯定會為了樹立一種形象而竭盡全力的。
鄧象許多中國人一樣，對他的家有一種深厚的感情，這樣認為完全合乎情理。不像許多革命家那樣——例如毛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鄧成功地把他那種深厚的家庭觀念保持下來了。在1949年，離家29年之後，當他重返重慶時，他去看望了他姐姐、繼母和其他的一些家庭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簡短的休息之外，他一直都在設法照料他繼母，在1967年中和之後，流放江西的日子裡，他盡了最大努力把全家人再一次團聚到一起，即使在逆境中也不例外。在八十年代，鄧不管什麼時候到各省去視察，不管離北京有多遠，他的身邊總是要帶上一個孫子（女）。有關鄧個性方面的可信賴的資料很少，在他女兒寫的傳記中，鄧被描述為一個說話簡潔、心底善良的人，是一個喜歡飲食的人和足球愛好者，鄧榕在這本傳記中和其他書中，把鄧小平描繪成一個不願表露自己的人：「性格內向」和「沉默寡言……他在對待個人命運上，相當達觀。在逆境之中，他善於用樂觀主義精神對待一切」。 毛也說了鄧的一些優點：「鄧是一個難得的人材。鄧有思想，他不盲目地提問題。他有解決問題的辦法。他處理難題時很負責。」然而，毛還說鄧有點固執，好與人頂撞。毛得出的結論是：「鄧的思想是圓的但他的行動是方的。」 這些品質在一個人的生活中，並不是毫無價值的個人品質，正是這些品質，包含了鄧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復出的艱難經歷。
似乎是鄧的外表不會使人感到害怕。這與其說是他的身高在起作用——鄧只有五英尺多高——還不如說是他的臉起的作用。鄧從三四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照的像片顯示出一個可愛而又坦率的表情。鄧確實是一個很樂觀的人。從在大西南打仗的那些日子開始，鄧就成了積極的高水準的橋牌手——胡耀邦和萬里是他交手的老牌友。但是，很明顯他從不為金錢打牌，因為他寧願在輸了的時候鑽桌子。另外在鄧的性格中還有剛正不阿的一面。這一點在六十年代初還有在1973年到1978年之間的黨內政治鬥爭中，他所表現的行為就是最好的見證。用毛的話來說，鄧是「棉里藏針」。 總之，不像與他一起工作過的許多人一樣，他與同事們之間的關係至少在工作上是很融洽的。例外的情況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令人特別反感的激進分子。陳伯達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抱怨說「和鄧小平在一起討論問題比把梯子靠在天上還難。」 反過來，鄧小平似乎也從不掩蓋他對江青或林彪的憎惡。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鄧把遵循黨內民主準則的意願擴大到他本來應該憎惡的那些人身上。華國鋒取代了他，在1976年成了周恩來和毛澤東的接班人，然而1978年後當鄧重新掌權時，他願意向華伸出友誼的手。1933年鄧受到中共的嚴厲批判、監禁，可能還受到了拷打。甚至當時鄧的妻子金維映和他離了婚，嫁給了李維漢。然而在後來鄧不僅能和李維漢在一起和睦地工作，而且李和金的兒子還受到了鄧的保護，成了政治局委員。
同時，鄧也不會忘記他的老朋友和同事，甚至那些老朋友也是一樣。毛澤東的小弟弟毛澤覃，在當時的中央反對毛澤東的過程中受到迫害，他和鄧一起在1933年被打成了「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在紅軍離開江西開始長征時，他被留下來，不久被捕，1934年遭到國民黨的殺害。像毛的大多數家庭成員一樣，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後，廣大公眾才知道了毛澤覃，1986年鄧去了江西，建立了毛澤覃烈士紀念碑，並親自為紀念碑題寫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