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由於通貨膨脹和隨之帶來的經濟緊縮；接著是遊行示威的大學生們的民主激情受到挫傷，這兩件事導致了爆炸性局勢的產生。此外，共產黨領導層內分歧意見的存在，所有這些在1989年都給政權帶來了嚴重的危機。危機開始產生於4月份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示威遊行，5月底危機發展到最高潮。鄧在回憶中說：這場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對中國和共產黨的歷史具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 從傳統上講，天安門是中國兩種文化——封建統治階級的上層文化和人民大眾文化的彙集點。尋求正義和要求申冤的中國人經常來到位於紫禁城入口處的天安門向皇帝請願。1919年5月4日，民族主義者在這裡舉行了遊行，最終導致了五四運動的發生。五四運動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產生了作用。
1949年毛澤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莊嚴宣布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他一起登上城樓的還有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包括從南方軍事行動中專程趕來的鄧小平。在大躍進期間，天安門前的廣場加寬了，在廣場兩側分別建起了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親自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了數百萬紅衛兵。1976年，周恩來去世時，為了紀念周恩來和反對「四人幫」，舉行遊行的那些人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這次天安門「反革命事件」成為迫使鄧小平1976年4月下台的借口。1989年4月，大學生們為了紀念4月15日去世的胡耀邦（他是大學生心目中在1986年底所進行的民主運動的英雄）， 又一次雲集天安門廣場進行了示威遊行。後來，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對這些遊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說這些遊行是妄圖使全國陷入混亂的一個陰謀。
顯然，鄧認為這次遊行是罪惡陰謀的表現——敵對勢力正在幕後控制著學生。
4月27日，作為對《人民日報》這篇社論的反響，在天安門廣場導致了反政府遊行。
在戈爾巴喬夫5月11日到達北京的這一天，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在外界看來北京所舉行的中蘇最高級會談，沒有引起新聞媒體的太大注意，人們卻把注意力集中在天安門廣場。
5月20日，開始實施戒嚴。
鄧小平在戒嚴後所發生的事情中的作用，直到現在也不太清楚。戒嚴的實施遇到了極大困難。奉命進京的部隊要麼被圍困，要麼被說服到別的地方去，要麼互相處於僵持局面。在有些地方局面亂成一團。因此做出了調入大量的荷槍實彈的軍隊進城的決定。
6月9日，鄧小平在評論他所說的這場反革命暴亂時，對所發生的一切顯得異常的平靜。鄧小平說，這場風暴之所以肯定要發生，主要就是因為缺乏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鄧小平認為改革的措施和「四項基本原則」是正確的。但是以前沒有得到徹底的執行，沒有把它們作為基本的觀念教育人民，教育大學生，教育各級幹部和所有的共產黨員。鄧小平接著表揚了解放軍在平息暴亂中對共和國的忠誠和所做出的巨大犧牲。鄧說：「他們沒有忘記人民，沒有忘記黨的教導，沒有忘記國家利益……這個軍隊還是我們的老紅軍的傳統……我們這個軍隊永遠是黨領導下的軍隊，永遠是國家的捍衛者，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永遠是人民利益的捍衛者。」 這是當時所有的報刊雜誌和新聞媒體中反覆重複的一段話。在電視中看到鄧小平親自慰問參加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戒嚴部隊。
後來有跡象表明，對鄧具體參與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可能有一種更為複雜的解釋。在1989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時，談到了天安門事件，雖然他又一次強調了中國需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是鄧小平又說：「平息暴亂中盡量避免傷害人民，特別是學生，這是我們的方針。」接著他又特別批評了趙紫陽，他說：「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處理不難。當然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作用。」 幾個月後，據報導鄧小平又進一步批評了趙紫陽，並且提出要在某種程度上給學生平反。據說鄧小平在會見西德前總理斯密特的談話中說：「不應該過多地指責學生——問題的根源在黨的領導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