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的政治改革計畫是他對中國的未來高瞻遠矚的一部分。在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他把這形容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嘗試。除了政治和經濟改革，鄧的遠見還放在了更積極的外交政策上。鄧具有一定限制的「開放政策」，目的就是讓中國走向世界，也讓世界走進中國，從而有助於經濟現代化的實現。
「開放政策」的一個明確標誌就是經濟特區。開始在廣東省（深圳、珠海和汕頭），後來在福建省（廈門），然後在海南島（1988年）都建立了經濟特區。1984年初，有人對經濟特區的出現表示懷疑，主要因為這些地方被認為是「精神污染」的進門渠道。然而，鄧的干預具有決定意義。
鄧一方面希望中國成為國際經濟秩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感，并力爭執行真正獨立的外交政策。鄧在八十年代會見外賓時，特別是會見來自共產主義東歐的外賓時，幾乎每一次都要對他們說，並且措辭往往一樣——據說基辛格把鄧稱為「脾氣不好的小個子」 ——誰也沒有權利干涉中國的內政，因為每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這個觀點使鄧在七十年代末進一步密切了與美國的合作關係，與蘇共也建立了較好的關係。
沒有跡象表明美國曾想對中國發號施令。似乎更有可能的是，鄧牢記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蘇關係的經歷，因為當時他個人曾卷了進去，也吸取了過分依賴同盟國的教訓，因而鄧總是把七十年代後期的中美密切關係看成是暫時性的。 然而，在1979年那次他對美國著名的出訪之後——當時除了其他活動，他還在一次野外宴會上，戴著一頂很大的帽子，在電視上露了面——他採取了果斷的行動，以確保避免過分依賴蘇美這兩個超級大國。整個八十年代，他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反覆斟酌他對中共——蘇共恢複關係所提出的條件，條件主要是要互相承認平等和獨立。這點也並不完全是針對蘇聯提議的答覆。也許是出於一個成熟的政治家的歷史責任感。他似乎對歡迎戈爾巴喬夫1989年5月的來訪感到很驕傲。
鄧的民族主義也更明顯到家了。在邊境戰爭之後，1979年初在對越作戰的決策上鄧起了多大作用是鮮為人知的，不過好象他參加了那次最終決策的會議。
鄧參與了關於香港未來的談判，「一國兩制」的政策也主要歸功於他。在這個標題下，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香港的社會和政治制度，雖然明顯不同於中國其他地方，但可以繼續存在，甚至在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之後仍可繼續存在。關於香港的這項協議當然本身就足以算是一個經濟和政治的目標，不過當時鄧所追求的更大的目標是台灣。
直到1984年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主要是因為改革幾乎沒有觸及到城市經濟。隨著1984年10月召開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這一狀況才得以改變，這次會議決定把改革的重點轉到城市經濟和更複雜的經濟方面來。 甚至在改革時代更早些的時候，經濟政策的這種發展趨勢就首先由陳雲而不是鄧小平提了出來。陳雲把關於進一步調整經濟的關鍵性報告提交給全體會議，這份報告實質上也就表明了一種經濟管理將由直接參与變為實行宏觀經濟控制的經濟未來。陳雲在鼓勵更顯著更深遠的經濟改革，同時，他對其產生的政治和社會結果，更為小心謹慎，並強調有必要控制潛在的現代化中出現的過火行為。 鄧對現代化帶來的廣泛的結果很關注，再次強調了陳雲在1984年10月發出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號召。他的更開放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概念是以高度明確的社會秩序概念為基礎的。在他後來會見斯蒂芬·科羅舍茨（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時，他對自己就專家治國式的民主的看法作了一次爽快的總結髮言：「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優越於自由民主）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沒有那麼多互相牽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就這個範圍來說，我們的效率是高的」。 鄧早就把西方或資產階級的勢力影響形容為「精神污染」，他強調反對「精神污染」是處於他那個地位的必然結果。1982年他曾號召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來支持共產黨經濟現代化的運動。正如他在會見西班牙副首相阿方索·格拉時所指出的：「青年人……不知道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教育」。
八十年代曾有4次——1981、1983、1986、1989——鄧帶頭髮起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1986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他甚至點名抨擊一名中國作家，因為據報道後者在日本時曾參觀了一個日本的戰爭神社並去過紅燈區， 這兩個地方恰好都被認為是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所擔心的「精神污染」的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