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鄧的政治改革計畫和解決新領導班子直接面臨的政治問題等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決議」雖然批評了華國鋒在毛死後的兩年中犯了「左」的錯誤，也斷然否定了毛澤東本人應該負主要責任的「文化大革命」，但「決議」中對毛澤東思想和中共傳統的重新解釋，更能證實鄧的遠見卓識。 毛澤東思想實質上就是鄧對那些傳統——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實事求是），黨內民主與密切聯繫群眾的重新定義和重新整理，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重新恢複這些傳統。
儘管對毛澤東思想的重新解釋在1981年6月方被共產黨正式認可，但鄧在此之前堅持不懈地論證這件事，已頗有一段時間，尤其他於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是對他的政治改革態度最徹底的一次闡述。 事實上，在那之後的整個八十年代，無論什麼時候要特彆強調政治改革這個主題，總是從對這次講話的分析出發而展開討論。 他強調有必要使政府工作系統化，領導班子恢複活力，重新建立黨內民主，並堅持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這些都成為鄧在整個八十年代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實際上也和四十年代初有著強烈的共鳴。
在鄧看來，政府工作體系化對於鼓勵經濟現代化及保持黨和人民之間的良好關係都有必要。黨和政府的職能必須有效地分開，個人必須服從黨和政府的領導，必須建立行政秩序。這些要求的產生基於他對三種傾向的批判，這三種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特別嚴重，但也是共產黨長期面臨的問題。一種傾向是黨逐步代替政府，鄧第一次談到這個傾向是於1940年初在太行山區時，雖然是在根本不同的戰時條件下。
根據鄧的觀點，中共應該是引導而不是統治：如果黨代替了政府，那麼兩者都不能有效率地發揮作用，政府等待共產黨的干涉，而後者卻負擔過重。第二種傾向是權力過分集中，不僅集中於中共的手裡，而且集中在想壟斷黨、軍隊和政府領導職務的幾個特殊的個人手裡，從而使政府個人化，也導致效能差。第三種與其有關的傾向就是官僚政治中的那種傾向：往往沒有責任制和行政制度。
鄧要求中共領導班子恢複活力，無論是1980年還是以後都很強硬，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以來的大部分時候鄧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準備接受他曾給予別人的同樣的建議。1980年給他中共主席這個職位時，他沒有接受；1985年從行政管理的第一線退了下來；1989年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1989年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他在1980年的講話中指出，中共太多的領導要麼是年紀太大、身體太差，要麼是太沒有經驗以致於無法完成共和國所面臨的經濟現代化的新任務。他向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清除、而又剛剛恢複職務的那一代革命者們建議，儘可能早地退休，讓位給年輕的一代。出於這個目的，也為了讓這些老幹部繼續在當代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鄧在1982年提出暫時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作為中央委員會的一個有效的二線機構。它在1989年逐漸釀成的政治危機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然而，在這一階段，鄧也關心更長遠的繼任前景。他希望將來會更有條理地進行新老交替，為此他建議中共應該有培養計畫，從中選出未來有希望的領導人，並取消幹部終身制。
這些建議均與鄧小平關於黨的紀律和建立黨內民主的遠見相關聯。 「文化大革命」中個人化的武斷政治被以集體領導、討論、爭議為基礎的體制所取代。根據鄧的觀點，共產黨應該接受不可避免發生的錯誤並努力減輕其造成的後果。鄧回顧起來認為，三中全會後的這段時間領導班子內部沒有發生激烈的爭論，並強調正確的政策只有通過嘗試和錯誤包括某種冒險才能產生，因為「沒有人在一開始就能保證他們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確」。
以鄧的觀點來看，紀律的問題應該在黨內解決，為此三中全會設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屆代表大會上，選舉出了由陳雲領導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於黨員個人和黨內政治表現的規定，在1980年通過的《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進行了詳細論述。 最重要的一點是鄧堅持認為黨內事務應在黨內解決，他不同意毛在五十年代搞「大民主」的意圖。
鄧的政治改革計畫的最後一項是鼓勵黨領導下的民主。鄧認為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這項計畫都很重要。他強調需要調動社會上個人和集體的積極性，尤其是鄧著意在經濟現代化的事業中，重新重用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被斥為「臭老九」。在1979年明確宣布「四項基本原則」時，卻對民主進行了一些限制。從而使再開放的社會也不能威脅到共產黨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