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官方媒介可能仍象「文化大革命」期間一樣對待鄧，但他在其他方面卻沒有像從前那樣受罪。有些人馬上為他提供了保護，認為毛操縱的局勢有可能再次不可收拾，其中之一有葉劍英。葉是解放軍元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名資歷較深的委員，還是國防部部長。1973年鄧復職後不久，他就對鄧明確表示他支持變革、反對「四人幫」。葉能通過他的和鄧的一些個人關係來提供保護。葉是廣東人，和他家鄉省市一直保持很好的關係。即使他在北京工作期間也是如此。 廣州軍區的司令員是許世友，也是中共政治局委員，抗日戰爭時是鄧的部下。
當時中國的政界明顯地極不穩定。大家似乎都知道毛快不行了，「四人幫」肯定在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加緊鞏固他們的職位，但表面上一切都很正常，什麼事也沒有。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了，繼任的問題——在人和政策兩方面——終於必須解決了。「四人幫」儘管野心很大，但他們在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卻疏忽了對他們自己的社會贊助和黨內支持。其結果是他們唯一的支持基礎幾乎就剩下與毛澤東的關係了。在毛逝世後的一個月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員分別碰了頭，決定採取行動。他們逮捕了「四人幫」，選舉華國鋒為中共主席。
儘管鄧當時已正式退出領導班子，但他的地位幾乎是堅不可摧的。從毛澤東逝世那一刻起，鄧就被看作是被流放的領導人；從逮捕「四人幫」時起，鄧就成了待任命的領導人。他政治勢力的一個主要來源精確地說也可能就是「四人幫」曾試圖要求承認的——華國鋒不久也要試圖要求承認的——那種合法性。他們都是通過與毛的密切關係特別是他們自封為「毛澤東思想的捍衛者」的地位來要求的。然而，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係更為密切，領導班子中那些支持他的人——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支持他的那些人——在時間上超過了任何支持「四人幫」的人，甚至超過支持華國鋒的那些人。 那些曾經是毛的追隨者而要求平反的人寄希望於他，擁護他當領袖；其他人則把鄧看作是繼毛之後的「順其自然」的領袖。因為鄧和毛的長期關係、鄧的絕對忠誠均是在他們所參加過的革命中有目共睹的。同時，鄧有幾十年的組織和政治關係，這使他能夠並且做到了把群眾動員起來給予他政治上的支持，一如他「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時及1973年復職擔任副總理時的工作一樣。另外一點，也是很特別的一點，這些關係中不僅包括周恩來以前的支持者和保護對象，而且包括他本人在太行山區和第二野戰軍中而建立的一些重要關係。
事實上也是當時大部分問題的根源所在，使中國的政治不能輕易地擺脫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自從華國鋒I975年底由於鄧被解除職務而成為中共第一副主席以來，一個當務之急的問題就是鄧的復職必須要和華國鋒的未來聯繫在一起。另一個問題是中共領導層不得不決定對於「文化大革命」應持多大的否定態度。同時領導層中的許多成員都是「文化大革命」中以某種方式混進來的。即使他們願意站出來反對「四人幫」，但也並不一定願意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即使否定大部分也不願意。
當華國鋒在1976年10月10日被確定為黨中央的主席之後，鄧馬上寫信給華，懇求允許他重新回去工作。 陳雲、李先念、葉劍英以及1972年在毛面前曾為鄧極力疏通身為副總理的王震都強烈懇求鄧回來工作。華國鋒以召開中共中央會議來拖延，因為會議的結果無疑是這些壓力將導致鄧復職的決議。而對這次政治行為的一個明顯的解釋是華想鞏固他自己的極為脆弱的政治地位。另一個較為寬厚的解釋就是在黨當時處於發展中的困難時期，華這樣做也是為了保持共產黨領導班子內部最大限度的團結。
一種試圖通過官方媒介建立對華的個人崇拜運動展開了。毛於4月30日把華作為他的接班人而進行了官方任命——據報道當時毛曾對華說「你辦事，我放心」——新聞界對這些情況作了廣泛的宣傳。1977年1月，基於和毛的這層關係，華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用以加強他的合法地位。《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發了「兩報一刊」社論，登載在2月7日的報紙上。社論吹捧了現在稱之為「兩個凡是」的立場的許多優點。這些人雖然不是「四人幫」時的同夥，但是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提拔上來的。
然而，潮流的趨勢很快轉向反對華，其主要原因是毛逝世後，「四人幫」被粉碎了；越來越多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昭雪。另外，華需要召開一次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來使粉碎「四人幫」合法化從而達到確定他自己地位的目的。而且，鄧可能對毛的政策決定和指示比當時政治局的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得多。於是鄧既為了自己也為了反對「兩個凡是」的觀點而發起了運動，雖然針對性是間接的。根據共產黨公認的歷史，鄧開始詳細討論他的同志們的觀點，發現他們非常支持他本人不相信「兩個凡是」是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方法這一理論。
3月，中央工作會議熱烈懇求鄧復職，同意他恢複1975年底所擔任的所有職務，但具體什麼時候開始，由華國鋒來決定。4月，鄧和華還有葉劍英交換了意見，交談中鄧又一次一針見血地提出了不要使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不要教條地對待它、而要把它作為一套更具靈活性的思想體系的重要性。 這樣就商定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將召開一次會議確定鄧需返回的政界和確定華的中共主席的地位。但對華來說這卻是一場空歡喜。
鄧的復職從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開始，在那次會議上，他立即針對毛澤東思想基本認識論的觀點進行了抨擊。總的來說，他不理會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而是對「四人幫」和林彪進行痛斥，並且用毛為在延安的中央黨校的題詞——「實事求是」——來做為他的論據。
很快，在8月份召開的中共第十一屆代表大會上引起了一場爭議。華國鋒在會議上的講話通過斷言「文化大革命」符合毛澤東思想，這次的「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唯一的一次，將來還會有更多的「文化大革命」來為這次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划上了句名。此外，通過捍衛「文化大革命」的原則，他強調了毛把矛頭對準「走資派」的正確性。對比之下，鄧卻強調繼續發揚黨的傳統和工作方式的必要性，鄧的斷言與華恰恰相反。 事實上，到這年年底，隨著軍隊現代化機制的引進，鄧已經在開始實施至少從1975年以來就在蘊釀的計畫事。
1978年2月下旬到3月初，當第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的時候，否定「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進行。隨著毛的去世，在領導班子內部出現了一個大轉折，一如當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時期所出現的那樣。然而，這次是那些在1967—1968年間被解除職務的人重新回到領導崗位上來的時候，他們當然要支持鄧，主張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一著毫不奇怪。
鄧在1978年的地位非常穩定，他能出訪許多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制定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各種安排（1974—1975年他曾負責談判）；出台知識分子和教育的新政策。這實際就是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對著乾的。同時，他繼續建立他的改革聯合體，這時胡耀邦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中央黨校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重新改寫南京大學哲學系胡福明寫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為即將到來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礎。 文章從鄧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強調毛在延安的口號「實事求是」中得到啟發，實質上它論證的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在於它所提供的觀點和基本原理，而不是主席語錄的文字本身，「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
在這種情況下，真理標準的討論很快得到了共產黨領導班子內部的高級和有影響人物的必要支持，其中包括羅瑞卿（就在他8月份去世的前不久）和李先念等人。 1977年，曾要讓鄧承認他所犯過的錯誤。到1978年底，共產黨領導人的批評越來越集中於那些支持「兩個凡是」的人所犯的錯誤上。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在它之前所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高潮來臨。這兩次會議在極其熱烈的氣氛中共持續了11月和12月的大部分時間。除了工作會議，越南邊境的緊張局勢在加劇；中美宣布兩國將建立外交關係；無疑是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事件引發的「民主運動」也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開展起來。
此次的中央工作會議肯定是中共歷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當然也可以說它標誌著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和改革時代的開始。會議決定把經濟現代化提到最優先的、最重要的位置上來；通過政治上、行政上和法律上的改革來支持經濟的現代化；為許多還沒有得到平反的「文化大革命」前關鍵的中共領導人翻案，包括鄧以前的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