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1973年鄧的官復原職及平反有好幾種解釋。「文化大革命」前這一代的中共領導班子中有很多領導人在1967—1968年期間被清除，要在短時間內充足數量的具有行政管理能力的幹部來取代他們是很困難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促進幹部隊伍的新老交替。
值得注意的是，幾乎在鄧被平反的同時，其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倒和受批判的領導人也得到了平反，並被積極起用，其中包括另外兩個和鄧一樣也被認可是從1949年以前就對毛一直忠心耿耿的人：陳雲和譚震林。林彪的死和繼而把他的死黨清除出共產黨和解放軍，這些也許使毛覺得新領導班子不平衡，他希望江青比較激進的努力和周恩來比較穩健的影響能夠折衷一下。
周恩來當時也許覺得，鄧將會是領導班子內反對教條和激進主義的一個同盟者，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所有這些解釋可能都有幾分根據。另外，領導班子內部普遍對鄧都有好感，這種看法似乎也有道理。儘管鄧和他的夥伴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被清除，但對1966—1968年領導人變化的一種歷史嘲弄，卻是大批的鄧以前的戰友和部下——來自太行山區、八路軍一二九師以及從中發展出來的解放軍的第二野戰軍——被提升到領導崗位上來，特別是那些有軍事編製的崗位，如同七十年代初許多甚至地方上的崗位都是軍事編製一樣。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第四野戰軍的林彪攻擊彭德懷和賀龍有關的野戰軍集團而造成的變革（賀龍也是林彪的死敵之一）。 就因為第二野戰軍軍官大大多於第四野戰軍，所以前者經常得以委任去填補「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空白。 到1971年林彪集團被清除出領導層之後，這個不協調的比例仍在進一步擴大。
當然，這種忠誠的紐帶並不是一種對政治和派別活動專用的或特別準確的預測器。鄧小平三十年代後期和四十年代早期太行山區的部下，包括李雪峰、謝富治和紀登奎，還有許多後來支持他的改革規劃的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部都以程度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的激進分子 而聞名。然而，到1973年初時政治局只剩下16名活躍的委員，其中就有6名是鄧在抗日戰爭期間太行山區的戰友或部下：——劉伯承、陳錫聯、許世友、蘇振華、紀登奎和李德生。第七位陳永貴，是來自大寨的農民領導人，當時也在政治局，但沒有證據能說明他和鄧有什麼特別的個人或組織上的交往。
鄧被任命為副總理，這使他和中共領導層內部的激進分子發生了直接衝突。江青和她的同夥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後來被稱為「四人幫」——由於和毛的密切關係以及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崛起而得到合法的領導職位。於是從七十年代開始直到他們1976年10月被捕，這期間他們一直在猛烈地發起各種運動來保護他們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如用革命委員會代替人民政府；鼓勵「開門辦學」（在工作中學習）而不鼓勵技術訓練；積極肯定工、農、兵的社會、教育和經濟作用。鄧在中共歷史上一直是支持群眾的，強調不要脫離群眾，但是他反對在動員群眾中的過火行動。
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前夕，也就是鄧小平復職後不久，「四人幫」無疑對鄧和周恩來再次合作的前景深感憂慮，因此打著批判已故林彪的幌子來含沙射影地攻擊他們二人。當鄧在1973年底又一次被任命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軍事委員會任職時（他曾在8月與其他許多「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受害者一起被選人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四人幫」的攻擊更加劇了，而且一直持續了三年。在後來的幾年中，毛在中共十大之後身體越來越虛弱，病情也越來越嚴重，儘管鄧已經年紀很大了，但仍被視為主要的競爭對手。鄧在1974年率領一個代表團赴聯合國就毛的「三個世界的理論」發表了講話。
1974年底，由於周恩來的病情日益惡化，鄧和「四人幫」的關係越來越糟。周的病情十分嚴重時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醫院裡。鄧代替周負責共產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並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中共副主席和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這些職位上他能夠在周的指導下多做一些工作來制定他認為是必要的新的政策。儘管他的活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還能有幾個「文化大革命」前的同事積極地幫助他——著名的有胡耀邦。鄧絕妙的一著是使一些幹部官復原職（如胡喬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官員），組成新的聯合體來工作。在這些人的合作下，如同六十年代初一樣，中央很快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鄧和周的新政策是從周恩來1975年1月提交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得到啟發的，被人們稱為「四個現代化」。這個報告是鄧主持起草的。在報告中周談到了他於1964年在毛的支持下曾提到的一個大體想法，那就是在本世紀末使中國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方面全面實現現代化。鄧在1975年組織了一系列會議來討論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和方法，起草了一系列文獻，其中有三個文件涉及到經濟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發展的普遍問題。這三個文件是《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和《關於科學院工作的彙報提綱》。後來被「四人幫」批判為「三株毒草」。
鄧本人就軍隊、鐵路運輸和鋼鐵工業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性發表了講話。他的意見的實質就是幾乎完全否定毛的動員群眾的政治路線和「文化大革命」。鄧和他的支持者們強調課堂教學的重要性、對工人和農民提供物質刺激從而鼓勵他們生產出更多的產品而不是要依靠思想教育和政治熱情。鄧還論證了中國應該放棄自我封閉的經濟政策，擴大對外貿易，特別是建議共和國應該出口原材料，如煤和石油，還有批量生產的化學產品（主要是煤的副產品）以便進口高級、高精密性、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來加速我們工業的技術改造，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鄧小平提出的軍隊也要整頓，要解決「腫、散、驕、奢、情」的問題。這對鄧開展工作來說，可謂逆水行舟，困難極大。而實現鄧所表明的願望則困難更大：經濟生產中的質量和漸進應代替數量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