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7年和1968年期間，「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了共產黨和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甚至人民解放軍從1967年開始直接干涉內政也沒能立即制止政治混亂。人民解放軍在政治上的團結不比共產黨好多少，儘管在林彪的指揮下（支持毛），目的是「恢複秩序」，但最終往往還是捲入地方的派性活動。
到1969年初的時候，也就是中共四月份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前夕，終於恢複了秩序，但這是一種全新的政治秩序。特別是到了1969年，內政被人民解放軍的軍官們牢牢地控制著。當然，共產黨和解放軍之間的關係由於1949年前共產主義路線佔上風而一直很密切。這樣，在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之間以及「文化大革命」後一直到大約1985年期間，擔任中共中央領導職務的大部分人——甚至都是建立共和國的那一些革命家——除了他們的中國共產黨的經歷之外，還都有一定的軍隊背景 。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間積極服役的解放軍軍官們逐步控制共產黨的程度卻有所升級。1969年選出的新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差不多有半數（大約46％）同時在解放軍中任職。如果說與有關發動政變的上台的軍政府不完全相同，那麼這也是一個被軍事人員過多參與的政府。
行政秩序的恢複以及中蘇關係由於中國北部邊境而惡化，終於使中央在1969年後期決定把所有被清除的關在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分散到全國各地，據說這一決定是由林彪具體下的命令。儘管紅衛兵出版社印發了這個決定，但毛澤東還是把鄧的案子和劉少奇及其他「文化大革命」前的革命領導人的案子區別開來。傳說是毛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曾經說過類似的話。當然，周恩來在1969年10月鄧被送出北京時好像也曾特地為他安排了一個合適的地方。
鄧被送往江西省的新建縣，他在那兒度過了三年零三個月，他被軟禁於以前的一所步兵學校，每天在附近的一家拖拉機修理廠工作一段時間。他的妻子卓琳和繼母夏伯根也跟著他去了。在這三個人中，當時已65歲的鄧無疑還算是最強壯的。在鄧的生活中這部分神話般的插曲在80年代回想起來簡直就是鄧打掃、劈柴和打糕的一幅畫面。
鄧和他的家人的生活當時無疑是極其艱難的，特別是1971年底以前。然而他們在新建度過的這般時間有一個明顯的特點：鄧的「看管者」在北京制定的標準範圍內為鄧安排了比較舒適的生活來適應地方條件。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周恩來施加的影響，或者是地方人民對鄧的由衷的尊敬，當然和鄧在新建縣工作的那個工廠的黨支部書記在抗日戰爭時期曾是鄧的部下這個事實也不無關係。
當鄧和他的直系親屬到達新建時，那兒已經受到嚴密的監視並且有命令要限制他們活動。可是很快卻在鄧和他的妻子居住的地方到工作的工廠之間鋪了一條二公里長的特殊小路，這樣他們就不必走公共馬路了；這條路被當地人異想天開地稱為「鄧小平路」，暗指當時的越南戰爭和「胡志明路」。鄧被允許養小雞，他和卓琳開墾了一塊蔬菜園。鄧甚至跟當地的一位婦女學著釀葡萄酒和白酒。
後來，甚至允許鄧的孩子們和其他家人也搬過來住。對於鄧的大兒子鄧朴方來說，這相當重要。他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一名學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他的父親是「走資派」而被開除黨籍，而且被紅衛兵從樓上扔了下來，據其他說法是被推下了一段樓梯。結果他癱瘓了，只能坐在輪椅上。在一個福利中心住了一段時間後，1972年被允許和他的妹妹鄧榕一起上北京接受專門的治療，然而，補救已經為時太晚了。當鄧於1973年準備回北京的時候，他全家十口人在江西得以團聚。
1971年9月，林彪企圖篡黨奪權，陰謀敗露後，在蒙古上空死於飛機失事。消息於11月5日傳到新建，也傳到了鄧小平的耳朵里，這是鄧和卓琳自1966年底以來第一次被邀請聽政治報告。似乎剎那間鄧的看守的態度一下子變得比以前好多了，主要是因為從地方到省委的領導們開始來看望鄧小平了。
1972年初，毛澤東參加了剛剛去世的陳毅的追悼會。陳是解放戰爭中鄧的親密戰友，也是前任軍隊領導和外交部長。他們在淮海戰役還有其他戰役中都曾並肩作戰。毛先對陳夫人稱讚了陳毅一番，然後就談到鄧的案子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因此是能夠和平解決的。周恩來當時也在場，於是他促使人們把這個消息傳出來，據說當時曾把這件事作為使鄧儘快恢複職務的一部分疏通活動而廣泛宣傳。
1972年8月，鄧通過汪東興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委員會請求恢複工作。1973年3月初，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了把鄧從江西召回來的決定。「文化大革命」後鄧第一次在正式場合露面是在一次官方為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舉行的宴會上，一開始他幾乎沒有引起西方新聞界的注意，這與他在「文化大革命」後首次在非正式公開場合露面時的情景形成了強烈的對比。3月底他返回北京後覺得自己還有一點空餘時間，便決定去觀看地方隊與來訪的外國隊之間的足球比賽。當他被群眾認出來時，大家熱烈歡呼起來，持續了好長時間，直至他起身向人們表示感謝，鼓掌歡迎才停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