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沒有在未來的政策上形成一致意見，不久之後發現經濟危機比原來最悲觀的預料還要糟，這就使事態更加惡化。政府面臨比原來想像的更大的預算赤字和越來越嚴重的通貨膨脹。對此，鄧提出生產是首要的，並強調「只要我們能很快恢複生產，不管怎樣做都沒有關係」。 他在1962年7月對共青團的一次講話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是：「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日，載於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93頁。在漢語的原文中，貓實際上是黃的和黑的，但鄧的「黑貓和白貓」已經形成當代傳奇，似乎仍用這個習慣用語更合適一些。鄧的1962年的兩篇講話中的這個用語的起源，參見錢聽濤《鄧小平關於「黃貓黑貓」比喻的出處及針對性》出自《中共黨史通訊》第12期，1990年、第6頁。">鄧對團員的講話不是偶然的，當時團中央書記是胡耀邦，他從40年代以來就是鄧的部下，後來在80年代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鄧的講話和動員群眾的政治理論直接發生了對抗，而後者正是他從1943年2月在太行山區對黨的幹部的講話一直到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會上的講話中一直所持的觀點。 他把動員群眾的理論批評為極易導致過分熱情和過左的行為。他引用來自工業和農業的例子，但省去了對人民公社和合作社最犀利的批評。他認為這兩者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都來得太快，結果生產不能持續進行。他討論了各種解決辦法，包括對所有集體的土地進行重新劃分，但鄧在當時似乎沒有提倡像在安徽省試驗那樣把整個土地進行重新分配的作法，那次試驗就是70年代後期所引入的，當時他贊同的是小型的合作社。儘管當時把所有這些建議和主張用作解決問題的辦法，但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時候，這些主張都成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鐵證。
毛對中共領導班子面臨的問題所作出的反應與鄧不同，他提高調子號召大家「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個口號在中共1962年召開的夏季工作會議上宣布的，並立即被第十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所接受——他發起了針對農村幹部和黨組織的整風運動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的目的是通過強調過去的革命性來把今後的發展重新調整到毛所指引的方向上去。毛以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將會動員廣大農民起來監督他們的黨的地方幹部，就像他所想像的1957年「雙百運動」期間知識分子會糾正城市地區共產黨的錯誤一樣。他號召對過去不公正的做法和階級鬥爭進行研究然後成立貧下中農聯合會。然而這一運動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阻力不僅來自黨內幹部而且還來自農民。
1963年夏天，鄧和彭真忙於從事另一項調查，這項調查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批判。 中國西南部在50年代早期是鄧的管轄區，當時他仍舊和那裡保持頻繁的聯繫，這次他們到那裡是為了調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所帶來的一些問題，還要對新的發展進行試驗，在此過程中，他們發現在西南部的農民聯合會組織得不好，他們建議運動要由城市派到農村來貫徹運動的工作隊來領導，運動的首要目標應該是黨、政機關幹部而不是農村中的最基層幹部。結果運動的焦點從鄉村移到了黨、政機關所在的城鎮，有效地把整風轉變成了黨內問題，而農民聯合會則更沒事可幹了。「文化大革命」中這當然又被說成是故意違背毛的本意而搞的一次行動。
1963年到1964年期間，運動呈多方向發展。比如劉少奇把經濟腐化而不是把政治上的修正主義作為主要目標。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有些人提出一些新的建議並沒有反對毛的意思。同時，象在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形成和內容時一樣，關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問題黨內開始出現了更激進的意見。
1965年早些時候，毛澤東試圖重新得到主動權來重新制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方向。現在的目標是修正主義的各種表現，這時，毛第一次提出了中共已經有出現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可能性。但這段時期在他的心目中還沒有認為某個特定的人有這個嫌疑，事實上，這個高層領導班子也根本不可能有這種意圖，那麼，似乎他指的更可能是那些偶然而不是故意地成為修正主義分子的地方幹部。在兩年的時間裡，修正主義代表著不祥的含義。到80年代，鄧小平仍然承認毛當時確實是擔心修正主義。
1962年後，毛的關心不只限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60年代期間，當地方黨內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時，越來越多地強調在各種領域中政治化的必要性，其中包括文化和教育領域，文化和教育領域對毛澤東來說是特別重要的一個領域。因為他對在文化教育領域中這種政治化變革的重要性，幾乎達到了著迷的程度，由此他才用「文化」這個字眼來命名「文化大革命」。以毛的觀點來看，所有的文化和教育運動都是為一定的政治服務的，誰控制了這些領域也就控制了整個社會。
黨內最高層領導人中毛尋找那些願意幫助他使中國重新政治化的人，其中之一就有國防部長林彪。他首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內部發起了一項政治教育運動。然後毛於1963年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了一項「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學習」的運動，這次運動的政治入門讀本是毛的著作——一本小紅書《毛主席語錄》。鄧的觀點和鄧以前的態度是一致的，他的反對是雙重的，首先，正如他經常極力強調的那樣，應把毛澤東思想看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說的毛的個人財產；第二，他反對的是那些教條主義者：並非毛的一切話都是適應於一切的指南，更不等於是毛澤東思想。正像他在1980年指出的那樣，即使是毛本人也曾違反過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
毛尋求幫助的另一個人是他的妻子江青。她曾是一個演員，毛委任她整頓文化藝術界，從1963年開始直到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她成功地使中國文藝變了個樣子，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使中國傳統的藝術形式「革命化」和「現代化」了。正如毛所下的定義，文化是反映階級鬥爭、為動員群眾而服務的：英雄的工、農、兵要同萬惡的地主、資本家和舊社會作鬥爭。特別是由她主要負責發起的八個革命芭蕾舞劇和革命京劇逐步主宰了1966年—1976年中國的表演藝術。隨著她對中國文化的整頓，她的政治地位也不斷提高，「文化大革命」中終於憑著自己的權力成為中共領導班子中的一員。 但鄧對她明顯地不服氣，並公開地這樣說過，如果事先他們之間還沒有產生對立的話，那麼現在他們的矛盾開始公開化並變成死敵。「文化大革命」前夕，所有中共領導人都被迫去看這些新的現代革命京劇和芭蕾舞劇的演出。甚至在當時就有傳說鄧曾設法逃避，但最終沒能逃得脫。他倒是去了，但在演出期間卻睡著了，藉此表明他的觀點。